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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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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种起源于中亚?章太炎、刘师培、宋教仁都赞同  

2016-06-26 10:16:36|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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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李路


[摘要]除了排满的角度,“中国人种西来说”盛行还在于国人求立身于世界之林的愿景。晚清之际,中西间竞争中国已处下风,种族上的白优黄劣之论颇为盛行。


1915年,袁世凯执掌民国政府期间,废弃了孙中山颁布的国歌,启用《中华雄踞天地间》为民国国歌,词曰:“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埏,华胄从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勋华捐让开尧天,亿万年。”其中,“华胄从来昆仑巅”一语源出晚清民国时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一桩公案。而这桩公案的始作俑者,便是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以及他所主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

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起源故事

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出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幼年随当工厂主的父亲移居香港。在香港期间,拉克伯里学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并接受了中国古代经籍的教育。1870年,拉克伯里前往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期间,他主编了一份名为《巴比伦与东方纪事》(Babylonian and Oriental-record)的杂志, 并先后出版《古巴比伦文字及其中国起源》(The old Babylonian charactere and their Chinese derivatives)、《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等著作。

1894年,拉克伯里出版《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在书中,他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其中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则为“百姓”(Bak Sing)转音。在拉克伯里笔下,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被说成来自古巴比伦,而中华民族也成了“外来户”。这便是曾在近代中国风行一时的“中国人种西来说”。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拉克伯里在书中共列举出中国早期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间近百种类同之处。其中主要包括:

(1)天文历法方面,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皆采用太阳历纪年法,置闰月,一年分四季、12月、24节气,并以12年为一循环、60年为一纪(甲子)。此外,关于“天”的形状的描述、对慧星的称呼、以金木水火土为五日累积法和天干地支的用法等也相同。

(2)科技发明方面,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都能摩擦取火、开沟造运河、种植小麦、锻造金属、利用粘土造瓦、制造兽皮舟油皮舟以及使用战车等。

(3)语言文字方面,拉克伯里认为《易经》中的八卦就是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变形。他认为所谓“卦”者,就是中国的一种古文字,因为字简而事繁,故于一字中包含多种意义, 后代人遂以为“八卦”寓含天地万物之理。而《易经》实质是古文字字典。

(4)政治制度方面,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都实行帝王独裁政治,置天官,以右为尊。此外,两个文明在“四表”、“四海”、“四岳”、“十二牧”、“黔首”、“中国”、“上帝”等概念的使用方面也有相同之处。

(5)历史传说方面,中国古代关于大洪水泛滥的传说、神农氏的传说、仓颉造字的传说以及半鱼半人形巨人的传说等,在古巴比伦也都能找到类似的记载。


中国人种起源于中亚?章太炎、刘师培、宋教仁都赞同


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

“盖西来说之成定论也久已”

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很早就注意到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1895年,宋恕在《六字课斋津谈》中就写到:“西人谓世有文字始于亚洲之非尼西人,又谓巴比伦字最类中国字,《易》之‘乾’,‘坤’,乃巴比伦呼‘天’、‘地’之转音。《尔雅》所载干支别名亦然,疑中国之学传自巴比伦。”不过,这一学说当时并未受到国人重视,直到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出版《支那文明史》一书传入,才再次点燃中国思想界。

1900年6月,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出版。该书用专章介绍《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对拉氏所主张的黄帝来自巴比伦、中国文字来自楔形文字、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的诸种相似之处等内容进行推介。该书在日本出版后不久,便引起了东京与上海两地中国知识人的关注。然而,在中国思想界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不是这本书的各大译本,而是蒋智由在《中国人种考》中对该书的转述。

1903-1904年,《中国人种考》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以精炼的文字对拉氏书中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观点予以概括推介。后世之人论及拉氏学说在中国的流传时,多以蒋氏之文为肇始。缪凤林在《中国民族西来辨》一文中梳理称:“蒋智由氏(观云)著《中国人种考》,主旨在即证明拉克伯里之说,顾以证据不充,犹悬而未断。至刘师培著《思祖国篇》、《华夏篇》、《国土原始论》、《历史教科书》等,于谦著《中国人种从来考》、《穆天子传地理考证》”等,矜其淹博,东牵西扯,曲说朋附,于是一般讲述历史、编纂地理者,大率奉为圭臬,间有一二持反对论调者,亦未能动人观听。盖西来说之成定论也久已。”

从缪氏之文大抵可见彼时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的风行。而刘师培、于谦也被缪凤林列为晚清与民国推行拉氏学说的主力。

1903-1906年间,刘师培对拉氏学说鼓吹甚力,更是将其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中:“西人之称汉族也,称为巴枯民族,而中国古籍亦以盘古为创世之君。盘古为巴枯一音之转。盖盘古为中国首出之君,即以种名为君名耳。……据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庇伦之莎公,仓颉即但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

章太炎也曾是拉氏学说的服膺者。他在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序种姓》篇中写到:“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皞;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其后人文盛,自为一族,与加尔特亚渐别。”其中科派利即指拉克伯里,而加尔特亚则为巴比伦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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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种起源于中亚?章太炎、刘师培、宋教仁都赞同

章太炎

“黄白之异,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

章太炎、刘师培皆享国学大师之名,以宣扬国粹知名,何以会接受拉氏学说,将中华文明的源流溯于中亚?个中原因,颇值玩味。

一方面,诚如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中所言:“此说最受清末民初中国学人之欢迎,以当时反满之情绪甚高,汉族西来之说,可为汉族不同于满族之佐证。”彼时国粹学派多与革命党人关联颇深,“中国人种西来”之说确有助于其宣扬排满之论。

回顾当时语境,拉氏学说确实颇受革命党人重视。陶成章在撰于1904年的《中华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节录了《支那文明史》中介绍拉克伯里学说的部分内容,并用中国典籍进一步予以佐证。他指出:“据拉克伯里氏谓奈亨台王率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入宅于中原,其说之果是与否,虽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陈迹于昆仑之间,则由中亚迁入东亚,固已确凿不误。由中亚迁入东亚,既已确凿不误,则其由西亚以达中亚,由中亚以达东亚者,亦可因是而类推矣。”

宋教仁也颇为赞成“中国人种西来”的学说。1906年,他在日记中写到:“余久疑中国六十甲子之名皆由西方而来,盖西方亚细亚各国或原有似于甲子之神话的记号或名目,及汉族东来亦仍用之。中国古史载三皇时代之天干、地支之名号,或有二字者,或有三字者,而且绝无意义可释,竟若后世翻译梵书之‘波罗密’、‘般若’、‘苦提’等语,余以为此我族初到东时所口传记号之音,或仍沿用西方文字之音故也。”不过他对拉氏之说似乎还未确信, 在评说《中国人种考》时,认为其“不免失之支蔓”。

除了排满的角度,“中国人种西来说”盛行还在于国人求立身于世界之林的愿景。晚清之际,中西间竞争中国已处下风,种族上的白优黄劣之论颇为盛行。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的观察:“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诋为野蛮半化矣。昔之慑我强盛者,今乃诋为东方病夫矣……曩之侮以空言者,今且侮以实事,肆意凌辱,咄咄逼人;彼白人之视我,曾埃及、印度诸国之不若。”而在“中国人种西来说”中,中西人种源出一处,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这自然抹平了中西优劣之别。故而,才有章太炎在《原人》一文中所表示的:“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

基于此,拉氏之说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并非贬低中国文明,而是可以阐明中国并不在种族上劣于西人,并通过黄帝率部迁徙的艰辛故事,提振彼时国人心气,强化民族自豪与自信。这正是蒋智由所谓“讲明吾种之渊源,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 而陷其种族于劣败之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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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种起源于中亚?章太炎、刘师培、宋教仁都赞同

梁启超

“羌无确证,不足成为信献”

及至1920年代,随着中国考古学科的建立,一系列考古挖掘使得中国史前文化渐渐为人们所知晓,也使得拉克伯里的观点难以立足。

梁启超曾是“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赞同者,他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指出:“黄帝起于昆仑之墟,即自帕米尔高原,东形而入中国,栖于黄河沿岸,次第蕃殖于四方。”但新的考古发现使他改变了观点。他在192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二十多年前,有人在长城以北发现了石器时代的人骨,近来又在河南地方发现了二十多万年前陶器和人骨,也是石器时代的东西。因此,至少在五万年前,河南已有人类,是无可怀疑的。”据此,梁启超认为拉克伯里提出的汉族在公元前23世纪左右从西亚迁来的说法缺乏根据。

同时,五四以来的“疑古”思潮也使得之前宣扬“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学者所依据的古代文献变得多不可取。如朱逖先在《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一文中说:“晚近言汉族西来者,大都取证于汉魏以来之纬书神话,一二欧人亦都接近此辈,妄相附会,驯至积学之士,亦震其新奇,从而附和之。”

至于拉克伯里所提出的中国早期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的相似之处,也遭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批驳。缪凤林在《中国民族西来辨》中指出,史前环境中各民族的初始活动相似很正常,并不能作为承袭的依据。

柳诒徵也曾在在《自立与他立》一种中表示拉氏之说“羌无确证,不足成为信献”。之后,他进一步指出拉氏笔下中国与古巴比伦文明之间的相似之处其实颇多错误,如所谓八卦图画与楔形文字相同之论便无根据。在《中国文化史》中,柳诒徵对二者进行区别:“一则有横无纵,而数止于三,一则纵横兼备,而笔画亦无定数,则无论年代不合,虽至愚浅之人,亦可知其不类也。”

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经民国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已难以再引起国人的认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回望晚清民国知识分子对拉氏学说的宣扬与批驳,学理上的考量尚在其次,更多的是源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背景下对中西文明关系的思考。

于今观之,现代生物学对人类起源的最初地点是非洲这一论断普遍是接受和认同的。而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也将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不断前推。或许今人对“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审视也不应再继续囿于民族主义的范式,而应以更加广大的胸怀与视野去思考我们从何而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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