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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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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历史进程中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2016-07-30 14:37:40|  分类: 古蜀文字五千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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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灿   朱  帆

 

        曾几何时,古蜀国历史混沌一片,以至于唐代诗人李白只能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以及宝墩系列古城遗址的发掘,古蜀国幽暗的历史天空顿时被照亮。此刻,人们才确信,古蜀国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与黄帝同时代的蜀山氏。直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之前,古蜀国经历了2000多年与中原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它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已知的最早的一座已具备文明时代社会标志(城邑、冶金、文字、礼仪)的古蜀文明的中心城市形成一支分布范围甚广、影响很大的考古学文化。其势力及影响范围东到湖北省的西陵峡,北至陕西省的汉中、宝鸡,南有汉源、宜宾、土城、感驮岩,远到越南北部的永福省,纵横面积达到数千公里,为中国仅见、世界罕见,是研究古文明演变的绝佳标本。        

       古蜀三星堆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石造型,具有极为强烈的个性和本地特征,向世人展示了古蜀国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文明特征。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些艺术作品时,不由得发出阵阵惊叹,四五千年前,在广袤的古蜀大地,诞生了以兼具雕塑、平面装饰与镌刻工艺为特色的艺术作品,成为中国早期艺术的经典。这些充满生命力,简洁明快,制作精美、风格鲜明、内涵丰富的古蜀国艺术作品,仿佛把我们拉回上古时代,先民用饱含情感与寄托的画笔,以纯朴的画风,在金器、青铜器、玉石上镌刻心中的诉求。四五千年后的一天,它们被古蜀先民的后代无意间发现,于是,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史前艺术长廊就这样重见天日。它们一个个,一组组排列有序,将古蜀国各个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创造的艺术精髓汇集,回顾了古蜀人走过的四五千年的历程,在印证古蜀历史变迁的同时,还讲述着古蜀艺术的史事,沁融于其中的艺术起源、发展、流变,在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从某种程度而言,它们是一部比写成的艺术史内容更丰富、角度更新颖、视野更开阔的展览,让我们在穿越时空,感知历史伟大的同时,开启一场找寻艺术美之旅。虽然古蜀历史轮廓清楚了。但是,大量的历史事件、人物,依然隐没在时间长河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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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四川通志》记载,从南齐永明二年(公元484年)至今的1500余年间,历代社会安定,四海升平之际,古蜀文物就被官方、民间发现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献及实物表明,明朝、清朝、民国时期,收藏古蜀文物已是蔚然成风,流布国内外。古蜀文物的命运,往往在一次次的集中之后,接后便是一次次的散失。1986年10月公之于世的古蜀三星堆文化,震惊了全世界。在馆藏体系构建的同时,有一批民间的收藏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一场持速20多年的收藏,开始考验着他们的韧劲、耐心、智慧。比起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的人生,他们的生活既有耕耘者的艰辛,又富有探险家的悬念,充满了单调、脏累和无惧的勇气。只要有一点点新的发现,就足以让他们欢呼雀跃,举杯庆祝,更多的时候则是面朝器物和翻阅史料,探寻历史的真相。他们手中有高达数米的古蜀玉石神树、重280公斤的玉石人像,还有各种青铜头像、面像,众多的黄金制品,以及数十根象牙和大量的龟壳、蚌壳、海贝,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古代蜀地,早在比商代更早的夏代,就有了一个灿烂的文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进一步感受到,古蜀文物所展示的一些事件和古蜀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历史记载中的盲点。古蜀金器、青铜器、玉器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是其他零星的考古发掘历史资料所不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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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蜀国的文化积淀,为国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灿烂的文化遗迹,为重新认识和构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古蜀器物中新的发现和不断进步的科技检测手段,一直在不断地校正我们已知的历史。古籍记载的历史的确可以质疑。因为,历史多数情况下是由少数人编写的,难免偏颇、失真。但是,如果人们面对的是具体、实在的器物,就没有任何质疑的理由。因为古蜀器物的年代可以被真实测定,是再现古蜀国时代的重大事件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它们的出现,与史书上记叙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文明起源,不仅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而且指明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察视角,揭示了中国留存文献中漏记、误记的内容,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进程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留下大量可以让我们去论述、去讨论的空间。

      有古蜀文物收藏者将古埃及31个王朝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并与中国历史上的商代、夏代和五帝时期相对照。结果发现,这些谱系看似毫不相干,文明的路径却惊人的一致。而古蜀三星堆文化繁盛时期是商代晚期,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此时期都是两种文化的“极盛期”。因此,古蜀文明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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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美索不达米亚是世界青铜铸造技术起源最早的地区,并由此向古埃及、巴尔干、古希腊、印度河方向发展传播。古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与这些地区青铜器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上也相对较晚。而考古学证据更表明,古蜀文明与近东文明的接触、交流,在公元前3500至3400年就已经存在,其路线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说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古文明,对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民间收藏和考古发现的海量古蜀三星堆金器、青铜器、玉器文物,承载着中国文明源头的太多信息,见证了距今四五千年前古蜀国的发达和繁荣,证明中国5000年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

        大量藏品告诉我们,古蜀国文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并不排外。因为古蜀国文明如果存在排外的因子,那么古蜀国文明就不会在四五千年后再度震惊世界。从历史主义观点看,古蜀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性,一切异质文明因子都会被古蜀国文明接纳、重组与吸收,融合为古蜀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古蜀国文物蕴含着人类远古时代神秘的信息,国人如果依托它们,可以探索失落的历史真相,将绵长的精神遗泽塑造成一部人类的文明史詩,启发人们重拾对历史造物的信仰与谦卑,面向世界,对话多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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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文明研究的角度来讲,中国没有获得国际考古界的足够重视,原因之一,是在多民族地大物博的中国版图上,黄河文明几乎主导了中国文明。黄河文明的历史在一些专家眼里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其余的似乎都是旁门左道。它们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去解释历史。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一句蜀人“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李白一首“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古诗,也让偏安一隅的官员缺乏自信,不停地反问:“我们的祖先有那么优秀吗”?原因之二是,缺少成规模、成系列的考古实物,因而难进入考古研究的国际殿堂,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所以,先秦历史学家李学勤十分无奈地说:“三星堆文化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得到世界的充分承认,如果此事发生在西方国家,早已轰动世界。”

      史料证明,古埃及文明在公元642年,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中断。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古埃及文明就经历了长时期的被同化过程。距今五六百年前,基督教在埃及人的思想世界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曾有一位埃及学者尝试研究古埃及文明,试图恢复埃及传统文化。但是,他没有成功地解读古埃及文字,只好无功而返。直到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以得努(Deno)为首的一批随军学者编纂了24卷本的《埃及纪行》。这套丛书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进一步激发了欧洲人研究古埃及的热情。1822年,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天才商博良成功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他在《致达西尔先生的一封信》中,阐述了自己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和观点。由此,整个19世纪属于埃及学的奠基阶段。文献的解读、考古遗址的积累以及古埃及文字词典的编撰,是这一时期的三项重要工作。从20世纪初开始,埃及学向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更为细化,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纸草学、碑铭学、建筑学、艺术学等都成为埃及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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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近三十年来,中华文化在对传统的继承和锐意进取中,爆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的活力,中国文明的接纳力量,都是不可思议的强大。一个全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终于实现了世界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的梦想。我们应该更多地采用国际社会检测文物真伪的新理念、新方法和应用的最新技术,参照近代西方的历史叙事,重构或者修正、补充我们过往的辉煌历史。目前中国的考古技术达到了国际一流,也积累了丰富经验,现在正是将古蜀文物走向公众,走向世界的最好时机。我们不仅要知道自己,我们也要知道世界,发挥文明探源亲善睦邻的作用,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历史大国的地位和认同感,将古蜀文明放在整个欧亚文明之中,将欧亚大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古蜀文明放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去观察和研究。具体内容即:古蜀文明是通过何种途径、何种方式与其他文明发生关系的?这种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文化交流互动的内容是什么?这种交流互动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说古蜀文明具有世界性的意义?都是深入研究古蜀文明面临和解决的既具实证性,又具理论性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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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专家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及信息处理与管理技术的融合发展,使人们全球化意识空前提升。各不同区域的关系不断网络化、紧密化,传统意义上的空间与时间概念被进一步压缩并进行重塑。全球化进程客观上正在消解不同区域与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民族的身份问题,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最为急迫的困惑之一。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全球化进程在带给人们发展进程的机遇的同时,也使不同民族的发展,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发展,面临全新的安全问题。文化是一个整体,是一条长河。这个整体的构成是可变的,否则就不是有机整体;长河是流动的,有河源有河流,有源无流就会干涸。否定传统和凝固传统都是错误的。文化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精神黏合剂,没有文化认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文化是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上没有话语权,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文化认同感强的民族,往往能够抵御外来侵略,保持民族和国家团结,不容易被外来势力所分裂。在民族遭遇危机时,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浴火重生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维持团结统一,靠的就是由文化认同而产生的伟大民族精神。 在文化层面上的精神指向、价值观念、语言与标示、资源、习俗、生活方式、人才、遗产等,不同程度地面临被侵蚀、被取代、被同化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提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然而,很多国人物质上光鲜靓丽。但是,在精神上却空虚、颓废、自卑。对西方文化的崇拜、道德优越感的失落,由此淡漠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减少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没有尊严,不要说世界统治集团,就是一个弹丸小国都可以玩弄你于股掌之中。培植民族自豪感,树立文化自信,重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不能不重视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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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自豪感不是凭空而来的。每一个亲眼看过古蜀三星堆金器、青铜器、玉器文物的中国人,都会为自己是这个伟大民族的一员而自豪。如果没有这些无言的文物作证,我们凭什么说自己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凭什么说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从这个角度说,古蜀三星堆文物是国家的“金色名片”一点也没有拔高。缺少文物的民族是可怜的,而有了文物却不去保护、疼爱的民族是可悲的。古蜀文物的价值不仅可以用是否精美来衡量,古蜀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是它承载的研究价值所决定的。通过对古蜀文物的比较,足以看出文明的高下和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然而,我们痛心地看到,正所谓“无知者无畏”,毫无文物保护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大老粗”,当然就喜欢大拆大建,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古蜀文物是记载民族历史的实物见证,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但是,古蜀物文物不会说话,要发挥古蜀文物传播知识、教育公众的作用,就需要通过讲解、阐释、展示以及网络等多种手段,将其内涵挖掘出来,传播出去。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换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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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法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旅游大国,长期居于入境游客世界第一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的文物古迹众多,保护出色。一家意大利商社甚至给埃菲尔铁塔开出了4300多亿欧元的估值。古蜀文明资源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遗存,是承载了国家发展、民族生长的源头活水,更是一个民族是最为重要、最为独特、最为丰厚的财富。坐拥古蜀文明资源“宝地”,不断激活古蜀文物资源在服务社会、促进发展中的深厚潜力。让古蜀文明资源与人民生活相融合,使文化遗产惠及于民,服务社会,正是古蜀文物收藏者的期盼。       

       作者在撰写文章时,收藏家刘天佑、杨勤林、张丕强、谭石蓉、何如,提供了大量实物照片,并引用了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研究文章,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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