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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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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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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与欧亚草原的族群迁徙与文化交互  

2017-01-11 08:38:12|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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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水城      来源:丝绸之路考古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自人类出现以来,99.9%的时间都以狩猎--采集为生。随着全新世的到来,气候逐步暖化,人类开始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从此,人类社会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很快,在西亚、北非、印度河流域和中国发展出四大文明古国。这些古代文明的中心在其发展进程中,不断对周边地区施加影响,也引发了相应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互。

  距今6000年前后,进入全新世大暖期的盛期,气候和环境更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口激增。也就在这一时期,西亚和东南欧出现了两个冶金产业中心,金属工具和武器的普及,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也加速了社会的复杂化进程。由于地球区域环境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加之人口压力的突显,使得各族群和社会集团的竞争更为激烈,资源的掠夺和领土扩张引发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互成为一种新常态。这一点在在欧亚草原东部的西伯利亚西南部和中国的西北地区表现的尤为充分。

  壹 欧亚草原东部

  近东地区悠久的文明对周边产生了强烈影响。公元前7000年以降,在里海以东、Kopet Dag山脉以北的中亚南部出现了以Jeitun Culture和Kelteminae Culture为代表的两个著名的绿洲文明。前者位于里海的东部,受近东地区影响颇大,特点是流行红色陶器和彩陶装饰。后者自身特色突出,流行颜色灰暗的灰褐、灰黑陶,流行刻划压印几何纹装饰。

  公元前4000年以降,Kelteminae Culture的一部分开始向东北一带迁徙。与此同时,分布在乌拉尔山以西的叶纳亚(土坑墓)文化也开始向欧亚草原东部扩张。这两大族群相继进入西南西伯利亚以后,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东北部、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阿尔泰共和国北部、新西伯利亚奥布拉斯特以南及鄂毕河地区(包括米努辛斯克盆地)碰撞出一个以装饰刻划压印纹圜底罐为代表的新文化。

  俄罗斯学者研究认为,西南西伯利亚大草原及部分森林草原于公元前4千纪前半叶进入红铜时代。在此之前,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不多,规模也很有限,而且多半为季节性聚落。进入红铜时代以后,遗址数量大大增长。这一变化与外来族群迁入导致产业构成变化和农业发展刺激的人口增长有关。

  考古证据显示为阿尔泰西南和东哈萨克斯坦一带出现了以定居村落、临时营地、墓葬和窖穴组成的大型遗址群。其文化特征表现为:流行尖底和圜底造型的陶器,表面装饰压印锯齿纹、阶梯纹和阶梯篦划纹;生产工具和武器有穿孔石斧、扁斧、刀和骨标枪等。死者流行仰身直肢葬,头向东或东北。俄国学者将此类遗存命名为鲍里什梅斯卡红铜时代(Bolshemyssk Eneolithic Culture)文化。碳十四检测年显示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千纪后半叶至公元前3千纪。

  鲍里什梅斯卡文化是当地土著与来自中亚南部、西南部的Kelteminae Culture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有部分成员来自戈尔内-阿尔泰的阿凡纳谢沃(Afanasievo),后者还带来了畜养和冶炼红铜的新技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个新文化的居民属蒙古人、印欧人长期融合而成的混血变异人种类型。

  到了公元前3千纪的后半叶,西南西伯利亚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时代,这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以叶鲁尼诺(Elunino)文化为代表。这个时期,尽管还孑遗有很少的鲍里什梅斯卡文化因素。但整体物质文化风格大变。如陶器几乎全部变为平底造型的大口罐,器表饰压印水平线条纹或波浪纹、阶梯纹、篦梳纹或锯齿纹。出土大量石质或骨质生产工具,还发现石范、石雕、权杖头、指挥棒和青铜装饰品等。其中,青铜铸造和骨雕加工显示出高超的技艺。死者流行向左侧屈的埋葬方式,头向东或东南。墓坑内常见有用火烧烤或播撒赭石的现象。

  叶鲁尼诺文化的形成也是外来移民和当地土著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末,新的一拨来自东地中海地区的印欧人种迁入西南西伯利亚,这批移民大半为25-30岁的男性。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证实,叶鲁尼诺文化居民的体质形态为蒙古人种向印欧人种转变的混合渐变型,但有很多女性头骨还保留着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因暴力而死亡的人数激增。强调武士崇拜、战车、祭祀仪式以及显示对某些特殊人物关注的宗教信仰开始滥觞。而祭祀仪式又往往表现出与男性保卫者角色相关联。权贵人物使用的带圆雕手柄的青铜刀、权杖等新的因素出现暗示了战争、武士精英与地缘政治的不断强化,也预示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加快。

  叶鲁尼诺文化的畜养业非常发达,而且在其经济生活中愈发显得重要。统计数字表明,在冬季遗址出土的驯化动物骨骼占到兽骨的99%.以山羊、绵羊为首,其次为马,再次之为牛。在夏季营地出土的驯化动物骨骼占50%-80%.畜牧经济的季节特色显示出巨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人们在春天走向大草原,到了秋季则返回河谷地带越冬。

  公元前三千纪末叶,在西伯利亚偏东部的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图瓦以及蒙古西部出现了奥库涅夫(Okunev)文化,其族属为土著蒙古人种。

  进入公元前2千纪,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占据了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该文化与周边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互动,确立了新的青铜文化体系。到了公元前16世纪中叶,安德罗诺沃文化将叶鲁尼诺文化驱逐到北部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区域。后者在那里以后与当地的土著融合形成了克罗托夫(Krotov) 文化,并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3-12世纪。这个时期,在西伯利亚地区先后出现了卡拉苏克(Kalasuk)和后续的塔加尔(Tagar)文化(铁器时代)。上述诸文化均不同程度地向南渗透扩张,对我国新疆地区施加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

  贰 中国西北地区

  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理范围大致以东经106度为界。其行政区划包括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西部、新疆等省区。西北地区地域广阔,地理构造多样,气候干旱,植被稀疏,与中原内地的自然环境差异很大。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在整个东亚地区有着长期和深远的影响。公元前7000年以降,在黄流域出现了仰韶文化,这也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史前文化。该文化分布在黄河中游的河谷平原,已发展出规模化的定居农耕聚落,种植粟、黍旱地农作物,制作质地细腻的红色陶器,流行彩陶和绳纹装饰。

  公元前3000年前,向西迁徙的仰韶文化演变为马家窑文化。该文化的区域色彩浓郁,尤为擅长彩陶的制作,花纹构图极其精美,所占比例也极高。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马家窑文化改用CaO含量很高的钙质粘土制作陶器,烧成的陶器呈现橙红、米黄等浅色调,非常有利于彩绘装饰。马家窑文化晚期,其分布范围已西进至河西走廊的西部。公元前2500-2000年,马家窑文化演变为半山-马厂文化。马厂文化晚期,其分布西界已达新疆哈密地区。

  马家窑文化的死者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迁葬。半山时期,侧身屈肢葬广为流行。马厂文化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部分侧身屈肢葬。但在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马厂文化晚期盛行土坯搭建的墓穴,侧身屈肢葬成为绝对主流。此外,在马家窑文化和半山文化的个别墓内发现有用火焚烧棺木和尸体的现象。

  分布在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长期维系以农为主的生业形态。为了能更好地适应西北地区的气候环境,也开始相应地调整产业结构,包括使用细石器、适度增加畜养和狩猎经济的比重等。

  公元前三千纪的后半叶,出现了第二次向西北迁徙的浪潮,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的客省庄文化的部分族群陆续向西迁入甘青地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演变为齐家文化,不仅占据了洮河流域及河湟地区,甚至向西进入河西走廊。这次西迁和齐家文化的发展壮大将马厂文化不断地挤压到更为偏远的西部。公元前2千纪初,在马厂文化在河西走廊西部演变为四坝文化。这其中,四坝文化也汲取了部分齐家文化的一些文化特质。

  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马家窑文化已初步掌握了冶炼铜器的技术。约当公元前2千纪前后,在河西走廊西部的黑河流域,出现了一个从采矿、冶炼到铸造的冶金中心,并对河湟地区、甚至中原内地产生影响。这其中,齐家文化扮演了中介人的关键角色。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体系大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起来的。

  公元前2千纪前后,东西方交互进程加快,产自西亚的家畜-山羊、绵羊、牛以及大麦、小麦等谷物经中亚引入中国的大西北。这个变化使得一种适宜于西北干旱地区气候环境的新的经济模式开始出现并逐渐走向成熟,即在水热条件较好的河谷绿洲发展出以农为主的生业形态,人们种植大麦、小麦、粟和黍等作物;在那些不宜于农耕的区域,养殖牛、羊的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

  叁 新疆境内的东西交互

  以上概略介绍了俄罗斯西南西伯利亚和中国西北的史前文化发展脉络。有趣的是,两地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均开始于公元前4千纪,东西两大族群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进入新疆,对新疆的史前文化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为西进和南下两种形式。

  1 南下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新疆阿勒泰、布尔津、裕民、奇台等地发现一批以夹砂灰褐陶和灰黑陶橄榄形圜底陶罐、陶豆等器物组合的遗存,器表饰压印麻点纹或刻划几何纹,流行侧身或仰身屈肢葬。这些遗存的特征与公元前三千纪前后迁徙到西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文化接近,如Botai Culture和Afanasievo Culture.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新疆阿勒泰、布尔津、裕民、奇台等地发现一批以夹砂灰褐陶和灰黑陶橄榄形圜底罐、豆等组合的器物,器表饰压印麻点或刻划几何纹,流行侧身屈肢葬或仰身屈肢葬。此类遗存是新疆北部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存,其特征与公元前三千纪前后从乌拉尔和中亚一带迁徙到西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文化非常接近,如鲍里什梅斯卡文化、波太(Botai)文化以及南西伯利亚一带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等。此外,这类遗址还常常伴出具有显著的奥库涅夫(Okunev)文化特征的雕刻人首石棒,暗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且年代相近(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可见此类文化因素的来源就在俄罗斯的西南西伯利亚一带。

  此类文化因素进入新疆以后不断向南扩散,有一部分甚至越过天山进入塔里木河流域。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证实,小河文化这个族群即来自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原始高加索人。前不久,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克里雅河下游采集到一件完全模仿草编篓子形态的夹砂灰陶圜底罐,进一步证实小河文化与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原始文化存在源流关系。

  进入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在新疆阿勒泰、伊犁河谷、乌鲁木齐周围、焉耆盆地、塔里木河流域、塔什库尔干等地广泛发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遗址和遗物,其分布范围遍及新疆的中西部地区,并在新疆中部一带与东来的文化因素发生交互。如在和硕新塔拉遗址就同时出土有从北面南下的带压印刻划纹的夹砂灰陶片和东面来的泥质红陶黑彩陶片。

  公元前12-13世纪,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兴起,持续对新疆地区施加文化影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公元前7-8世纪的塔加尔文化阶段。但随着新疆境内本土文化的成长壮大,来自北部的文化影响渐次式微。

  2 西进

  公元前3千纪末,分布在河西走廊西部的马厂晚期文化迁入新疆哈密,并迅速被四坝文化所取代。这批东来的族群流行使用红色陶器和彩陶装饰,以带耳罐、杯、壶、盆等较复杂的器物为组合。在哈密一带转为流行侧身屈肢葬。这也是新疆东部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存。

  此类东来因素在新疆哈密立足以后,沿天山南北两麓逐渐向西扩散。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在哈密地区出现了焉不拉克文化。公元前1千纪前后,苏贝希文化兴起于吐鲁番盆地,并向西发展到乌鲁木齐、石河子一带。公元前2千纪中叶,在和静新塔拉遗址,彩陶与刻划压印纹暗色陶共存,可证两类因素曾有接触。公元前1千纪前后,焉耆盆地-库尔勒出现了盛行彩陶带流杯的察吾呼沟文化,并由此向西向南施加影响。

  在天山北麓,公元前2千纪中叶,东来因素在巴里坤草原发展为南湾类型。此类遗存经木垒-奇台一线向西,在乌鲁木齐一带融入到苏贝希文化。公元前一千纪中叶,西进至伊犁河谷及周边地区,并在那一带演变为索敦布拉克文化。最终,含彩陶的文化因素很可能向西深入到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直接参与到中亚文化的大角逐。

  讨论Ⅰ

  公元前4000年以降,中亚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拉尔山西侧的原始文化分别开始向西南西伯利亚移动。与此同时,仰韶文化也开始四外扩散,尤以向西北的迁徙规模为最。这个事件的起因可能是多重的:首先是全新世大暖期刺激了农业的发展,遂导致人口压力出现。其次是随红铜时代的到来,人类对铜、金等贵重金属的需求加大,后者甚至有可能是乌拉尔山以西新的冶金交互作用圈出现的重要动因之一。

  讨论Ⅱ

  此次大范围的迁徙对中国西北地区、西南西伯利亚和新疆的史前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将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注入新疆:一支来自东部黄河流域,使用红陶和彩陶装饰,从东向西贯穿新疆、远及中亚。另一支来自北面的西南西伯利亚,使用刻划压印纹暗色陶,从北向南渗透到新疆的中西部地区。

  讨论Ⅲ

  含彩陶因素的东来文化始终保有一定比例的农耕经济成分,陶器造型相对复杂,器类较多。在西迁时将粟、黍等农作物带到新疆,并沿着天山南北两麓不断向西传播。自北而南的刻划压印陶文化主要经营畜牧业,陶器造型简洁,种类单一,在南下时将羊、牛、马等家畜和乳制品、奶酒等产业和麦类作物引入新疆。两支有着不同生业系统的文化在新疆中部发生碰撞融和,导致这个地东来的文化畜牧业经济比重加大。

  讨论Ⅳ

  东来的族群为单纯的东亚蒙古人种,南下的族群则是以原始印欧人种为主、含少量与蒙古人种混杂的群体。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大量干尸证实,他们为来自南西伯利亚的原始印欧人种。分子生物学研究进一步证实,小河早期的居民为东部欧亚谱系占主导的东西混合群体,他们在迁入塔里木盆地之前已存在基因混杂。这与西南西伯利亚青铜文化中很多女性头骨还保留有蒙古人种的特征及混杂现象是一致的。

  讨论Ⅴ

  西南西伯利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交互初现于公元前3千纪前后,早期的交互进程缓慢。公元前2千纪前后,互动进程加快,在中国西北各地普遍开始出现山羊、绵羊、牛及大麦、小麦等新物种。遂导致人们在水热条件好的河谷平原广泛种植大麦、小麦、粟、黍等作物;在草原和荒漠,则养殖牛、羊等家畜,一种宜于中国西北气候和环境的混合经济渐渐发展起来,这对当地的史前文化及发展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样,美国考古学家在Kazakhstan的Begash遗址发掘出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粟、黍农作物,证实了东方对中亚的文化影响也在这一时期。

  讨论Ⅵ

  自东而西的彩陶农业之路和自北而南的刻划压印纹陶畜牧业之路的形成是早期东西交互的重大成果。这是一条东西文化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我这里姑且称之为前丝绸之路,这条大道的凿通大大推动了中国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也为日后丝绸之路的出现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这条东西干道的凿通导致一批文化特质进入中原内地。如权杖、青铜冶炼技术、料珠、海贝、红玛瑙、大麦、小麦、羊、牛、马、黄金、车、琉璃等。上述文化特质的交流对于社会复杂化进程和文明的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公元前1000年前后,开始有地中海人种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进一步加剧了人种的混杂和文化融合。这个现象也见于西南西伯利亚的Elunino Culture,不过后者出现的年代更早些。也就在此时,中原内地开始出现典型的欧洲人形像,从一个侧面显示,东西交互的程度在不断地深化。

  (作者: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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