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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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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朝各代:对出土文物处理奖罚规章  

2017-11-01 17:22:27|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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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家涛 漫谈收藏









         古代,在地里发现或者挖出了文物,该怎么办?是上交官府,还是私自收藏? 上交官府,又会不会获得奖励?当然,在很早的时候,是不存在“文物”的说法的,更流行的说法是“古器”或者“异常之物”。如果私人发现或者挖掘出了此类物品,历代律法所秉持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送官,即归属国家所有。所不同者,只是在送官之后,有的朝代会主动给予发现者一定补偿,如唐宋。有的则不但不予补偿,如果不及时送官还要加以惩处。(记者高家涛)

 



        唐代:挖到文物需送官,可获一定报酬


        在古代,尚没有“文物”一词。在古代法律用语中,从地下挖到的无主物通常称为“宿藏物”。

 

        查究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历代律法对“宿藏物”等无主物的归属权都有非常明确、细致的划分,而对于文物发现后的归属,也有着明确的说法。

 

        比如《唐律疏议》规定:“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依令合与地主中分”;“得古器、钟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

 

        也就是说,在唐朝时,如果在土地中发现古器、钟鼎之类的文物,要及时送交官府。不过,官府也不能白拿,要“酬直”,即按照文物的价值,支付一定的报酬。《唐律疏议》的这句表述,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有据可靠的、对发现“文物”归属的最早的规定。此外,《唐律疏议》还规定“发冢盗墓者均以贼盗论处”,也正因 此,《唐律疏议》中的相关条令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文物保护法规”。



 

        宋代:在洛阳买房子,要支付“挖宝钱”


        宋时对“文物”归属的规定与唐时相类似,《宋令》规定:“凡于官地得宿藏物者,皆入得人;于他人私地得,与地主中分之; 若得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酬直。”《宋刑 统》亦有类似规定,还明确了对隐匿不报者的处罚——“得古器钟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隐而不送者,即准所得之器坐赃论减三等”。

 

        通俗的讲,如果从地里挖出文物就要送交官府,并可获得一定报酬。如果隐匿不报,将会被按盗窃罪减三等论罪,以发现人得到的“宿藏物”价值计赃。

 

        但如果不是“古器形制异者”,就可归发现人所有。这导致宋朝时洛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住宅交易惯例:“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

 

        意思是说,凡未经挖掘的宅第,如果你想盘买下来,房屋拥有者会要求你补偿一笔“掘钱”。为什么?原来洛阳为前朝古都,居住者非富即贵,“地内多宿藏”, 往往一挖就能挖出不知什么年代什么人埋下的财物。沈括《梦溪笔谈》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姓张的宰相,“以数千缗买洛阳大第”,价钱都谈好了,但卖家 临时又提出要加“掘钱”千余缗,否则房子就不卖了。张宰相对这宅第志在必得,只好同意多掏这笔“掘钱”。随后,张宰相在翻修宅第时,从地下挖出一个石匣, “不甚大,而刻镂精妙,皆为花鸟异形,顶有缘字二十余,书法古怪,无人能读”。打开石匣,里面有“狗头金”数百两。“鬻之”,“金价正如买第之直”,“不 差一钱”。换言之,张宰相白得了一套宅子。



 

        明清:上交文物不奖励,不交要受杖责


        至明朝时,对私人挖出的“文物”归属的规定出现了变化。按照法律学者的说法,就是“出现了退化”。

 

        朱元璋时制定的《大明律》中规定:“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限三十日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

 

         换句话说,如果明朝时的农民,在自己地里挖出了“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必须限期送交官府,否则就要受杖责。至于唐宋时期的“酬直”,就想也别想了。

 

        不仅如此,《大明律》还规定,“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也就是说,不仅挖出来的“文物”要及时上交,而且平常得到的“文物”也要交给官府,否则也要挨打。

 

        对此,《隐权力》作者、学者吴钩在一则文章中这样解读——明朝之时,古器、钟鼎、符印已被视为文物,文物自然应属国家所有,民间不应持有。所以,对获得 古器、钟鼎、符印不送官者以犯罪论处。清朝之时,无论是皇帝官员,还是普通百姓之中,对所谓“文物”的重视程度较前代大为提升。当时,律法对挖出文物的处 理与明朝差不多,并进一步将之细化。如《大清律·钱债律》规定: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无主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非民间所宜 有者,限三十日内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

 

        也就是说,与明时相比,《大清律》说得更明白了,“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并非民间可以拥有的。



 

        民国:两人上交古物,获奖“平均月薪”


        虽然清律对百姓发现“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之后如何处置有着明确的说法,但实际上,官府对于一些并无“实际价值”的文物并不重视。比如发现敦煌藏经的王道士,屡次将经卷送交当地官府,并报告发现藏经之事,但并未获得重视,更不要谈王道士获得什么奖励了。

 

        对出土文物进行奖励的系统法规实际最早出现于民国时期。1920年6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在第七条中规定:“埋藏地下或由地下暴露地面之 古物,概归国有。前项古物发现时,发现人应立即报告当地主管行政官署,呈由上级机关咨明教育内政两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收存其古物,并酌给相当奖金。其有不报而隐匿者,以盗窃论。”随后,《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出台,明确了对发现文物者的奖励标准。其中规定,在“公有古物发现报告者、私有古物愿归公有 者、私有古物呈报以备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学术机关研究与陈列者”中的任何一种情况,经审核合格后给予“奖励分奖金奖状二种”,其中奖金“甲等一千元以下, 乙等五百元以下,丙等一百元以下”。



 

        那么这样的奖励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陕西地方志记载,1936年6月,陕西人周凯、赵业辰在吊桥发现“古物”,“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决议,“奖励周凯二十元,兵士赵业辰十元,统交西安办事处转发”。

 

         曾有人撰文对此进行换算,按照《中国经济史研究》记载,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男女工人月均收入14.353元。以此数据与“奖励周凯二十元,兵士赵业辰十元”的额度比较,基本与当时工人月均收入相近。

 

         也就是说,周凯、赵业辰因发现文物所获得的奖励,与当时的工人月平均工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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