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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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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五郎与中国文博界的交谊  

2017-02-21 10:52:31|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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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董商人的生意,就是搜寻这些宝物,将其公诸于世。”坂本五郎先生曾这样界定他的工作,而作为藏家,他不但将藏品视若珍宝,更懂得与后世大众分享艺术之美。早在1952年建国初期,坂本氏便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了一件南宋花式漆盘。在1969年12月至2008年3…

推荐关键字 坂本五郎

  “古董商人的生意,就是搜寻这些宝物,将其公诸于世。”坂本五郎先生曾这样界定他的工作,而作为藏家,他不但将藏品视若珍宝,更懂得与后世大众分享艺术之美。早在1952年建国初期,坂本氏便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了一件南宋花式漆盘。在1969年12月至2008年3月,他共向台北故宫博物院捐赠了5件藏品,包括半唐加彩陶马、宋漆盘、磁州窑系白釉瓷洗等等精品。斯人已去,器传千年,他与中国文博界的深厚交谊以及亲身贡献,这亦是他成为传奇的一大佐证。

  第一次台北故宫之行

  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我去九州出差,途中发现一件古瓷器珍品,我立即电告镰仓二阶堂的小山富士夫先生。“非常遗憾,很想去看看,可是我明天要去九州的陶艺新作展做评审,然后去琉球的壶屋呆几天,研究陶艺制作,接下来去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北宋、南宋官窑的艺术考察。”听到小山先生回答,我意识到这是一次绝好的学习机会。如果能帮先生拿拿行李,作为他们的随从去一次台北“故宫”该有多好啊!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山先生。没想到,小山先生同意了我的请求,并约我在壶屋见面。事不宜迟,我立即行动起来。当时去冲绳与去台湾一样,必须办理签证。我马不停蹄地办妥了所有的手续,三天后,在壶屋的窑前见到了小山先生。离开冲绳又与小山先生一道在九州各地参观访问了几天之后,我们登上飞往台北的班机。

  左起:陈昌蔚先生、台北故宫谭旦冏副院长、梅原末治先生、小山富士夫先生、坂本五郎先生

  到了台北,参观完“故宫博物院”,我叹为观止。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见了面之后,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一天,跟随小山先生来到“故宫博物院”后山的仓库,那情景真让我永生难忘!拥挤的过道两边,重叠摆放着无数巨大的木头包装箱,一眼望不到头。真不知道那些木箱里都放了些什么宝贝。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存放着几十万件贵重器物,管理员为我们打开了仓库中的一个房间,陆续拿出北宋、南宋时期的官窑瓷器数件。我在一旁一边给小山先生打着下手,一边把他们拿在手里细细观看。这是一次让我终生受益的学习,至今我心中都充满感激。在离开台北前的一个晚上,“故宫博物院”蒋复璁院长为小山先生举办了送别晚宴,谭旦冏副院长以及各方面的专家代表出席了宴会。席间我问蒋院长:“为什么台北故宫的藏品中没有宋以前的陶瓷器呢?”“这里基本上是乾隆时期的收藏,主要以官窑瓷器为主。现在为了博物院,我们也在考虑收一些更早期的古陶瓷,可在预算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困难......”蒋院长这样回答我。我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看到这么多国家级的文物,获益匪浅。我转身对小山先生说:“学生想捐一件东西给台北故宫以表感激之情。”“来!干杯!干杯!”小山先生闻之大喜,高兴得一个劲儿和大家喝酒。第二天,我和小山先生平安返回了日本。

  当时不管欧美还是日本,对于汝窑、哥窑及官窑瓷器,会看的人并不多。这次机会让我提高了看官窑的眼力。后来在东京的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汝窑青瓷,最初好像没什么人注意这些东西。后来,龙泉堂老板茧山顺吉先生注意到了它,不愧是战后洋行数第一的人物。当时我因为第一次见到,所以将信将疑,因此,大拍卖场输给了茧山先生,这是近五十年里日本市场上唯一的一件汝窑官窑瓷器。

  大约一年以后,正仓院举办了收藏年展,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谭副院长和蒋院长秘书袁女士应邀来访,他们是专程来考察正仓院文物保护的,顺便我请他们到家中做客。

  我在等待上次在台北申请事项的通知时,谭副院长和老朋友出光美术馆的杉村勇三先生来到我家。我将私人收藏中最好的三件藏品拿出来。“请您在这三件中选一件吧!”我对谭副院长说道。谭副院长好像对每一件藏品都很有兴趣,反复观看着。良久,他的目光在“唐金加彩马俑”和“新石器时代彩陶双耳壶”上游移不定,一时很难取舍。最后,他拿走了那只彩陶双耳壶。这只是两三年前我在伦敦拍卖会上买到的,当时创造了新石器时代彩陶双耳壶的历史最高位,它还被公认是保存状况最好的彩陶双耳壶。就是现在,也是世间少有的珍品,不过,将这件宝贝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实现了我曾对他们许下的诺言,我感到无比欣慰。

第二次台北故宫之行

  距第一次访问台北一年以后,我收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发来的邀请函。同时,台北“故宫”向我提出一个请求,即能否转让此前谭副院长曾在我家看过的“唐金加彩马俑”。这件“唐金加彩马俑”是一件一直处于私人收藏,从未爆过光的珍贵文物,在欧美和日本都没有公开展出过,是战后从旧财阀的收藏中流出的大名品,日本学术界和古董界几乎无人知晓。多年以来,我将此物作为生意之外的私人藏品,一直秘而不宣,因此我礼貌地拒绝了对方。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开馆伊始,我捐献了十件最高等级的周青铜器。我相信天下的母亲对孩子都是一样的,我之所以有今天多亏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历尽千辛万苦将我们抚养成人,我时时不能忘怀母亲的养育之恩。今天如果将这件中国艺术品中的顶级珍品送给他故乡的中国人观赏,应该说是这件“唐金加彩马俑”的理想归宿。想到这里,我毅然提笔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蒋复璁院长写信,信中表明,我要把这件一直不曾出让的私人藏品捐献给台北“故宫”。很快院长的回信来了。他非常高兴,希望能早日签下协议书,指定捐献品接收单位。首先我去了“大使馆”见了“大使”,被告知两个月后正好有从美国买入的波音707经羽田机场飞往台北,我马上将唐马俑包装好,送往“大使馆”,实现了我的诺言。

  向秦孝仪院长(右)和张临生副院长捐赠北宋漆器

  北宋漆器

  后来我听说,在当时这可是件稀罕事,除了台湾的四大报纸之外,英文报纸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有报道这样说:“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成千上万的珍宝流出海外,到本世纪初实现了‘珍宝回归’的喜人快举。”唐马俑从机场由警车开路送往“故宫博物院”。捐献唐马俑一年以后,适逢台北“故宫博物院”建院四十周年,他们邀请我们夫妇携带一名子女赴台参加院庆活动。

  我当时很感激台北“故宫”的邀请,但我随即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请求:“小孩子还在成长阶段,我不想让他们过早享受父母带来的荣誉,如果能允许长年勤勤恳恳帮助我事业发展的哥哥长三同来台湾,我将不胜感激。”台北“故宫”很快复信同意,这样,我开始做赴台的准备。当时,年事已高的母亲与我们住在一起,太太担心她离开家后,母亲没人照顾,忧心忡忡地说:“我就不要去了吧!留在家里照顾妈妈。”母亲在一旁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被台北‘故宫’邀请可是皇太子才能享受的荣誉呢!这样的事一辈子能有一次不容易。不要担心我的身体,准备好体面的衣裳,赶快上路吧!”母亲毅然对我们说道。尽管离开母亲一周我们十分不放心,但在母亲催促下,还是鼓起勇气出了门。在羽田机场候机大厅,我们见到了同行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梅原末治先生和小山富士夫先生,对方为我们准备好了专机。我对这次幸运而快乐的旅行充满了期待之情。到达台北后,出迎的政府要员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我放在第一位来介绍,在梅原先生面前,让我感到十分窘迫。幸好台北“故宫”为我们每人配了一位翻译,我悄悄对翻译说:“一会儿,蒋院长来了,一定要先介绍梅原先生和小山先生!”回国后,梅原先生对我说:“你为我们用心啦!”

  我们在装饰一新的“故宫博物院”内进行参观和例行会见,总理和外务、文部等部部长也为我们举办了各种活动。还参加了张副总理举办的茶话会。张副总理虽然年岁已高,可是精神矍铄,因为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所以用日语发表了讲话。告诉我们战前去日本,最喜欢京都的大市甲鱼火锅,还有古董商山中商会。  几天后的晚上,我们参加了文部部长主办的晚会。饭后我们观看了介绍“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幻灯片,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身心都得以放松。晚餐会上发生了一件小事,不过结果很好,给晚餐会增添了一些乐趣。中国式的晚餐会,对待客人毕恭毕敬,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先生不时地告诉我哪样菜好吃,因为在听他讲话,我没有注意筷子,引发了一件尴尬的事情。我准备去夹一条鱼,一位服务生正在上菜,我的手碰到他,鱼就在盘子里翻了一个身,没夹到我的盘子里。文部部长立即注意到这一情况,他马上抱歉地说道:“真对不起,在中国对待贵客这样是非常失礼的,实在是不好意思!日本是不是也有这种礼数呢?”“过去,日本皇室与中国的习俗基本上是一样的。”梅原先生回答。“日本古代的诸侯好像也有这种讲究。”小山先生接着说。四周的气氛有些局促不安。文部部长再一次对我说:“坂本先生,十分抱歉!”这时,我灵机一动,回答说:“非常感谢您周到的关照,其实对我来说是件幸运的事,我正在暗中高兴呢!”听我这样一说,大家面面相觑,全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翻译断断续续地道出了我的想法:“此次承蒙台北故宫的盛情邀请,梅原先生、小山先生和我非常高兴!我心里唯一的牵挂就是留在家中的老母亲。我太太为了母亲的缘故,曾经提出不与我同来台湾。我的母亲说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坚持让她随我同来。我们到台湾后,受到了极高的礼遇。那条鱼不到我的盘子里来,一定是神佛保佑。为什么这样说呢?小时候,我们家乡几乎家家都在门口摆放一件青蛙的装饰物,因为日语里青蛙的发音与回家是一样的,取其谐音期望外出人能够平安回家。刚才那条鱼回到盘子里,意思就是要让我平安返回日本,去继续侍奉我的老母亲呀!所以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的一席话缓解了气氛,大家都笑了起来。文部部长也高兴地说:“我们中国古时候有孔子、孟子等大家,坂本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呀!”那位侍者的表情也从极为窘迫渐渐变得自然了,我们继续享受着轻松愉快的晚餐会。

  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那天大家喝茶聊天到很晚才回旅店。突然夜里接到通知:“明天将受到总统接见,上午十点出迎。”但是没有请我太太去。我感到很吃惊,又不得询问原因。明明记着邀请我们来台湾的信函上写着“诚邀坂本先生夫妇及兄长......”我想到临行时母亲和太太的用心,决定明天不去参加。

  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太太自己绝对不去的想法,太太担心地说:“不要考虑我,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再加上要照顾大家的面子。”我坚持自己的想法,还叫哥哥也不要去。然后就装起病来,我对其他人传达了因病而不去参加接见的请求,没想到院长先生竟然带着医生来“探病”了,我坚持说不能见他们,也没有接受医生的检查。妻子再三地劝我:“院长还要去参加接见,时候时间不早了,你就改变主意吧。”可我还是固执己见。

  中午以前接见顺利结束了,院长和副院长还请人代问我的情况。我在心里觉得对不起大家,准备下午拜访院长和副院长。幸好在台北我有一位中国朋友,我告诉他事情经过后,请他陪我一起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向两位先生当面道歉。我想让他原封不动地传达我的日语意思,如果是“故宫博物院”的翻译会有所顾忌的。

  我估计已经过了午休时间,便去拜访两位先生,他们见到我很吃惊,说一直为我担心呢,现在见我好了就放心了。我告诉他们:“今天早上让两位担心实在对不起!我私自‘装病’拒绝参加接见这么重要的活动,实在抱歉!”他们又吃了一惊。我接着说:“我接到贵国政府的邀请函,我太太担心老母亲本来不打算同来,老母亲劝她与我同来。可是昨天却接到通知说我太太不能参加接见,我考虑到母亲与太太的良苦用心,贸然决定装病推辞。没想到令两位先生如此担心挂念,实感惭愧,深表歉意,请原谅!”最后我还取笑自己:“人啊,就是抛不开亲情的动物!”

  剩下的访问期间,两位先生也是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从那以后,两位先生虽年过九旬时,却还和我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这一生都会记得他们对我那次任性行为的宽容,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脸红。

  后来下任的秦孝仪院长也一如既往地每逢纪念活动或者学术会议,便发来邀请函。每次去台湾总是热情欢迎和款待。中华思想的伟大,我一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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