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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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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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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斯坦因盗取藏经洞文物的中国“师爷”:蒋孝琬  

2017-04-10 09:35:1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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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孝琬(?~1922),湖南(一说湖南湘阴)人。现在我们对于他的了解,基本全来自于斯坦因的记录。字“yin-ma”,汉字不明,或称‘蒋资生’,俗称“蒋师爷”。清光绪年间去新疆,在县、州行任师爷。光绪十五年(1889)后,一直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是斯坦因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斯坦因在敦煌考察收获巨大的关键人物与起主导性因素者。据斯坦因的记录,蒋氏身体状况很好,思维敏捷,能言善辨,文化素质较高,古文功底相当不错,对古物与考古有兴趣,也很见长于古物鉴赏。

  光绪三十二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新疆喀什)代表马继业(George Mac artney)介绍,蒋氏以助手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同时教授斯坦因中文。他协助斯坦因处理庶务,疏通关系。帮助斯坦因诈骗到王道士保管的藏经洞经卷及佛画,记录和整理一路考古所得的资料,这些资料成为英国翟林奈及法国沙畹整理和研究斯坦因收集品中汉文材料的基础。光绪三十四年,受聘为英国政府驻疏勒总领事馆中文译员。

  一路上斯坦因和蒋氏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斯坦因等人也对蒋氏尊敬有加,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讲,蒋氏几乎在他们考察过程中扮演了比斯坦因更为重要的角色。斯坦因对中文基本不通,这样一路上包括对出土物文字的释读、文物的认识与鉴别、资料整理工作都由蒋氏负责。更为重要的是斯坦 因和当地政府官员的交涉,以及雇用人工,甚至于一些简单的基本生活问题,也是要由蒋氏出面,不仅仅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蒋氏本来是在官府做过事,因此深谙此道,加上他本身所特有的素养与气质,使得蒋氏在疏通关系方面出入自如,他们每到一地访当地官员,都是由蒋氏作为主要调节人,这样就为斯坦因的考察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与保障。

  蒋孝琬对斯坦因的效力,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才智方面,就是在一路上的考察发掘中,蒋氏也是出力最多,有时形同于苦力。

  蒋氏在斯坦因第二次探险中贡献最大的地方,就是在敦煌莫高窟和王道士的周旋,并最终成功地说服王道士,使得斯坦因满载而归。蒋孝琬是斯坦因首次在敦煌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的关键人物,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蒋孝琬就极有可能使斯坦因不会成功,也就极有可能使藏经洞文物免遭劫掠之命运。因此回顾一下蒋师爷是如何一心一意为斯坦因效劳,一味地毫无民族同情心地帮助一个外国人盗劫自己国家的宝藏,却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蒋氏对中国文化应是有很深的了解,作为一个读了一辈子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加上又在官府作过事,因此应该对祖国和本民族的文物古董的价值意义不会不知道。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全心全意帮斯坦因一路上大肆盗窃,从出苦力到文物鉴别、识读、材料整理分类,及运输一一操办。分析真正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有以下几点吧:

  一是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本人对文物古董的兴趣爱好,正好借助斯坦因的活动满足了他的这一愿望,因为斯坦因也曾分给他一极少部分战利品。

  其二,很有可能是他自己当时已不在官府做事,闲居在家,好不容易找了个差事,何况斯坦因也出钱给他,又是给有钱的洋人办事,多少有些崇洋媚外的感觉。或者说是蒋氏被斯坦因所持清政府颁发的护照所产生的心理的作用,以为斯坦因一定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其三是很有可能当时斯坦因给他什么重要的承诺,或者说他们二人之间有很重要的秘密,也就只有他们二人知道了。

  蒋孝琬最为成功之处就是对王道士所做的工作,这也是他最终成为斯坦因笔下最为尊重人物的原因。只要仔细看一下他们在敦煌莫高窟与王道士的交涉,就可以知道蒋氏对斯坦因的忠心,也可以知道蒋氏对出卖祖国文物的不遗余力:

  1900年5月,斯坦因已经开始进行丝绸之路上的三次考古搜索的第一次行程。第一次探险,斯坦因大获全胜。从20世纪第一年的圣诞节前后到次年的4月,斯坦因活动在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拉瓦克这些地方,搜罗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物。1907年,斯坦因再次踏上征途,目标是楼兰。但实际上为他成名提供机会的,却不是这次的目标楼兰,而是敦煌。斯坦因深深为自己不懂汉语苦恼着,他决定聘请一位中文秘书。在喀什,一个偶然的机会 ,斯坦因听说了一种叫‘师爷’的职业,这种人深谙中国官场的内幕,并且对各种行政事务异常干练,又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斯坦因决定聘请一位这样的中国师爷。事有碰巧,喀什正好有一位蒋姓师爷旅居于此。

  他们一行来到敦煌之后,起初在和王道士打交道的过程中,并不是十分顺利,因为王道士心存疑虑,加上官府也早已有令,不让王道士出卖藏经洞文物,要他看管好。斯坦因由于语言的障碍,也加上面孔的不一样,根本无法与王道士交涉。最后这一工作由蒋孝琬全权处理。等到他们最后达成协议,王道士同意他们查阅卷子,并一一为他们搬运。特别不可思议的是,24箱写本与5箱佛画的价值竟是斯坦因付给王道士少得可怜的几十个马蹄银,几乎等于白送。要知道王道士早在此前已不断拿写本与佛画送给官员和当地士绅,也出卖了不少,得到了不少的好处,他对藏经洞宝物的价值一定有所了解,否则何至于如此用心地管理,起初根本不让斯坦因他们看一眼呢!

  王道士之所以答应了斯坦因的要求,虽然斯坦因自己也编出了玄奘的故事,但是仔细想想不可能。作为一个文盲的王道士,在金钱面前恐怕玄奘没什么用处,其实玄奘故事的出演,也不外是蒋氏的阴谋与一手策划。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在于蒋师爷的努力,首先他一定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和王道士展开了没完没了的谈判,加上他们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完全可以说是老乡。王道士早年流浪在外,能在这里见到家乡人,何等地开心。蒋孝琬的过去与王道士相比而言辉煌,足以向王道士吹嘘半天。此外蒋氏又在当时的官府做过事,他们已经和敦煌当地包括县长在内的要员均有会面,因此完全可以借此向王道士施压,让王道士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最后王道士完全被蒋氏所控制,也完信任了蒋氏之言。

  1913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蒋氏因病未能陪同,推荐一李姓师爷与斯坦因同行。

  1915年,斯坦因携窃取的五百七十余卷敦煌写本带回疏勒,蒋氏为之整理,后来马伯乐的编目考释工作多得益于他的初步整理。

  总之,蒋孝琬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敦煌藏经洞和中国西北文物外流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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