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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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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文化的形成  

2017-04-11 17:34:27|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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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杨阳

    追寻宗教起源和形成的轨迹,人们会发现,它与早期人类对超出自身和超出自然界的外在力量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在超自然的神灵观念的形成上,其思维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万物有灵观到原始神灵崇拜,再到后来的宗教信仰。中国宗教的起源不外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只是在原始神灵崇拜方面,则更具中国的特色。中国曾出现过对自然神的崇拜,对动植物神的崇拜,对图腾的崇拜,以及对由灵魂观念生成的祖先神的崇拜。在如此多的“崇拜”之中,对于中国原始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对祖先神的崇拜,它的潜在影响甚至绵延至今。

会的厚礼。正像马克思所说:宗教是鸦片,同时也是太阳。本文择选祖先崇拜这一命题,就其起源、形成及作用进行简要论述。

  神,是原始先民弃与文明社会的精神累赘,也是留给文明社会的厚礼。正像马克思所说:宗教是鸦片,同时也是太阳。本文择选祖先崇拜这一命题,就其起源、形成及作用进行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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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祖先崇拜的缘起

  (一)灵魂不灭是产生祖先观念的基础

  1930 年,在中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距今18000 年的山顶洞人遗迹。该遗迹属于晚期智人阶段。所发现的3 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均埋于洞穴的下室,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的粉末及一些隧石器、石珠、穿孔兽牙、穿孔海蚶壳等物。这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墓葬。它的发现引起考古界专家的浓厚兴趣,使人联想起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的洞穴里发现的与山顶洞人类似的例子。该洞穴距今4——10 万年,属欧洲早期智人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遗骸位置通常是头东足西,周围散置红色碎石及工具。学者们据此认为,东西方相隔遥远,遗骸埋葬方式如此相似,说明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在思维与智能上产生了飞跃,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和身边发生的事情,对生老病死、美与丑等都有了一定的思维表达。譬如,太阳从东方升起,大地一片光明,给万物带来了生机;太阳坠入西方,大地一片黑暗,万物因此静息。由此,他们猜想人类生命应该起源在东方,西方是死亡后的世界。因此,死者头东足西的埋葬方式,是按照太阳升落的方向,把死者送到另一个世界。又譬如,原始人在生活中看到血是红色的,血流尽了,生命也就停止了。相反,妇女一旦妊娠,月经停止,一个新的生命从此孕育诞生。由此,他们认为生命是由血构成的。原始人在死者周围撒上红色粉末或碎石,是幻想死者重复生命。在死者周围放置生产和生活用具,也是认为人死后将到另一个世界过类似人世间的生活。此外,做梦也是人类所独有的。在梦中,生人可以见到死去多年的长辈或同伴,并能与之交谈,这使原始人相信,死去的人是在另一个世界与他们对话。由于种种疑惑不解的现象,原始人感到,在人的肌体之外,有一个无形的灵魂,附着在人的躯体,控制着人的思维与活动,一旦它离开躯体,这个人便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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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灵魂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中国早期宗教观念,灵魂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性的“气”。《艺文类聚》卷七九引《淮南子》:“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左传· 昭公七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太平御览》五九九引《 礼记外传》:“人之精气曰魂,形体曰之魄。”按照古人的理解,人自身是由躯体和灵魂这两部分组成。人死后躯体腐烂消失,但灵魂却仍存在。周口店山顶洞人死后尸体仍埋在居住的洞穴内,是因为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在冥冥之中和氏族一起生活。

  原始先民有意识地将死者按照他们想象的方式安葬,这已表明了原始宗教的萌芽。他们或许认为,这种丧葬仪式既是一个人离开人世时生命的尾声,又是死者进人另一个世界的开始。这种观念延绵数千年,直到中国仰韶文化墓葬中,依然有为死者撒赤铁矿石粉末的习俗,在齐家文化中也有这种习俗存在[1] 。既然灵魂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之气,自然能伸缩升降。河南省临汝县出土的红陶瓮棺(图一),上端有一小孔,其用意是供灵魂出入的。类似形式的瓮棺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宝鸡市百首岭以及云南元谋等新石器遗址均有发现。这种供寻常百姓使用的简单殓具,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汉代供王侯贵族使用的殓服,在规模、形制、质地上都有了空前巨大的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供灵魂出入的孔在制作中并未省去。以河北省满城县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的合葬墓为例,其夫妻使用的殓服为金缕玉衣。以玉裹身是后人为保护死者尸体免遭腐烂的一种方法,包括连死者脸部的七窍及肛门、生殖器均用玉质盖住或塞住,亦是为防止外界空气趁隙而人,导致尸体腐烂,其用意是明确的。令人费解的是,玉衣顶端头部的一块青玉,是利用了一块旧玉璧,中间留有一孔,它与九窍塞的意图正好相悖。这不是无意之举,河南省永城县出土的汉代梁王刘燧的金缕玉衣和江苏省徐州汉墓出土的银缕玉衣,其头部上端也均是利用玉璧连缀而成。显然,玉璧的孔是供死者灵魂出入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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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先民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不同的灵魂附体,造成人的性格、智能、体魄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强弱、智愚之别。这种相信灵魂不灭和灵魂有别的观念对后来形成的祖先崇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祭祀先人即是祭祀先人的灵魂,从芸芸众多的死者灵魂中只能选择对后代最有庇佑能力的加以祭祀。而这种选择的标准则在于死者生前对氏族贡献的大小。那些“法施于民”、“以劳定国”的酋长和御灾抗患的氏族首领,他们死后,其灵魂的威慑力仍对后人发生作用。不祭这些强者的灵魂,不给予灵魂必要的物质所需,它们有可能加害后人,导致各种灾害的来临;反之,安息这些灵魂,给它们丰厚的物质,灵魂也会保佑后人消灾免祸。由认为灵魂不灭到崇拜灵魂,以至发展到后来崇拜祖先,体现着原始先民思维观念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

  (二)祖先崇拜的雏形

  灵魂不灭观念是尊祖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祖先

  崇拜,强调崇拜者与被崇拜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在母系氏族社会中,祖先自然属于女性,这从大量的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

  近年来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陆续出土了一批石雕或陶塑的女神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这些女神像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产生年代在距今5000 年至8000 年之间。以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白音长汗出土的石雕像为最早(距今8000 年,属兴隆洼类型)。这尊用黑灰色硬质基岩雕成的圆锥形像,高35.5 厘米,凸乳鼓腹、双臂抱腹及屈膝蹲踞的孕妇特征隐约可辨。根据发掘现场记录,该像伫立在距室内中央火塘50 厘米处的地面上。据此,有学者判断此石雕像有可能是北方地区古代先民的家族保护神,具有生育女神与火神的双重神格[2]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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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西部发现的几处文化遗迹,以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遗址最为壮观。该遗址不仅发现了神殿、祭台,同时还出土了五六个皆为女性的陶塑人像。人像体形有大小之别,年龄有老少之分,其中还有孕妇形象。这种人像在距牛河梁50 公里处的东山嘴也有发现。据考古学家分析,这批属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 年)的陶塑人像,可能是当时部落对自己女祖先的崇拜,其中的孕妇偶像,有可能是主宰人间繁衍的生育女神[3]。上述几地发现的属红山文化的女神像,对于探讨原始宗教信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女祖先的崇拜还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观念。他们认为自己的母亲与某种图腾(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耦合而繁衍人类。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图四),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考古资料,许多主张夏族以鱼为信仰图腾的学生,都依据西安市半坡遗址和临撞县姜寨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鱼、网或人面鱼身的图案。也有学者以《山海经》中的巫师常常“珥两青蛇”(郭璞的注说是“以蛇贯耳”),提出是巫师的形象[4]。近年来有学者否认“图腾”之说,认为这种纹饰有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半坡母系氏族公社实行以鱼为象征的女性生殖器崇拜,并举行“鱼祭”,以祈求生殖繁盛[5]。仰韶文化的遗存中还发现有子女随母埋葬和对未成年女性的安葬给予重视的现象。陕西省华县元君庙29号墓埋葬的两名女孩,以红烧土块铺垫墓底,随葬6件陶器、785枚骨珠,这表明当时习俗是把她们作为女继承人看待,她们的地位要高于男性,因为没有女继承人,氏族就要绝嗣,就面临死亡。

  从流传千载的古老传说中,有修己、简狄、姜姬等杰出的妇女形象,这说明中国先民知道的最早的祖先是女性,她们有可能是母系氏族最后一代女首领。因为修己“见流星贯昂,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而生禹”(《太平御览》引《孝经钩命决));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姜姬“履巨人迹感而生弃”(《竹书纪年》)。她们感天而生的三位男性,分别成为夏、商、周族的首领,历史也证实从他们这一辈开始,中国社会进入男性掌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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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母系氏族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而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其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男女结合才能繁衍,这是人类认识自己的重大突破,反映在图腾信仰中男性取代了女性在生育中的作用。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中国的许多省份,都发现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作为原始宗教象征的男性生殖器模型——石祖或陶祖(图五)。辽宁省后洼遗址中发现的陶塑人头像,其形象有如男性生殖器,可能与生殖和祖先崇拜有关。青海省乐都县柳湾遗址出土的人形浮雕彩陶壶(图六),人物面部比较粗犷,耳、目、口等五官较大,胸前有一对很小的乳房,身体魁梧,在上肢关节部位还以墨加以渲染,以示强健有力。这些特征表明他是一个男子的形象,但是下身的生殖器官,既像男性,又像女性,两性器官集于一身。这种一身两性别的形象,以及后来发展成为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双面两性玉人像都说明男子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生育中的作用。

 

     距柳湾不远的另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学者们依据文献记载和近代中国少数民族也有的相似遗俗,普遍认为陶盆内绘有头上梳有发辫、身着长裙、后襟下端还有一较长尾饰装束的,是一群正在手拉手跳舞的妇女形象[6]。然而微有上翘的“尾饰”与跳舞行进的方向显得并不合拍。实际上这“尾饰”是男性的生殖器,而这组纹饰所反映的是男性的社舞(图七)。直到20 世纪上半叶,云南省永宁县纳西族人中仍保留这种遗俗。他们每年举行一次祭女神的活动,活动的初始是在歌舞中围绕女神进行祭祀和娱乐,而它往往以男女间的自由交媾作为活动的结束[7]。这种延续数千年的在现代社会人们眼中属于粗俗放荡的习俗,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它却是神圣严肃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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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发现的两个器物坑,是近年来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为解释祖先崇拜,搞清祭者与被祭者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物证。其中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就是蜀人祖先蚕丛的神像。据《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纵目。”“纵目”即凸眼,应该说是蚕丛的生理缺陷,祭祖时怎可昭示其短处?但是虔诚的后代信服这是与常人不同的神力之所在,反而极为夸张地纵其双目,长其双耳,使短处变为长处,造就了一个“千里眼”、“顺风耳”的半人半神的偶像。与青铜面具同时出土的其他铜像、铜面具,据说代表着蜀人历代先王,他们虽然形态各一,但共同之处都对眼部的造型无限夸大,有的面具,眼睛竟占面部的三分之二。硕大的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效仿先神蚕丛的。这些面具使后人既感到祖先的威严,又感到祖先的温暖,也只有在这种气氛下,后人才时时觉得自己与祖先同在。

 二 祭祖——国之大事

  (一)商周祭祖

  中国古代,对于历代当权者来说有两件大事是他们须臾不能忘记的,这就是祭祀与征战。《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以祭祀祖先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活动,它的重要性甚至要大于征战。

  关于商代的祭祖活动,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作了系统的论述。例如,殷人是以祖先死期的天干为庙号,不问性别,依照一定祭礼来编排轮祭的祀统,依世次及各商王、妣的庙号顺序祭祀。如妇好墓出土了大批带有“妇好”铭文的铜器,这些铜器,应视为妇好生前的用器。带有“后母辛”铭文的器物,“辛”是妇好死后,后人赋予的庙号。按照祖先忌日要与祭日对应的轮祭制度,轮祭期间至少有一次是为妇好本人举行的祭祀活动。由此,我们搞清了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铜方鼎,有可能是早于妇好三年死去的武丁的另一位妻子,她的庙号是“戊”。而原来这个方鼎所定年代要晚得多。

  殷代有关祭先妣的卜辞,其数量要比祭先公、先王的多,这正是殷人在祖先崇拜中保留下来的母权中心制的痕迹。至周代,这种痕迹被彻底地消除了。武王伐纣的誓师檄文中就直接指责商王“惟妇言是用”(《书·牧誓》)。在周代祭祖中先妣只与祖合祀,可以说自周武王始,妇女地位开始下降,最终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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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商时期,当权者根据各宗族祭祀祖先时祭庙的等级、规模来维持血缘上的关系。同一个氏族的人,在宗庙进行祭祀;同一个宗族的人,在祖庙进行祭祀;同一家族的人,则在祢庙祭祀。宗庙、祖庙、祢庙的不同等级的祭祀活动成为血缘上亲疏关系的标志。

  周人的庙制大体和殷人的差不多,西周的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宗庙建筑,有所谓“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的规矩。周人的祭祖制度,就表面在庙制上,所谓“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周天子享有对祖先一年一次的大祭,而诸侯以下是不能举行的。至于士、庶的祖先崇拜权“不过其祖”,不允许再“追远尊先”。至于奴隶则完全被剥夺了祭祖权,唯恐他们利用祖先崇拜聚众造反。

  王室的七庙排列及庙主的迁移制度左昭右穆是宗庙排列的顺序,第二、四、六世之祖为昭,第三、五、七世之祖为穆。从王自己算起第七世以上至太祖之间的祖先,合祀于夹室。当王崩时,第二世迁入夹室,第四世迁人第二世之庙,第六世就迁入第四世之庙,即崩的王的神主则迁入第六世的庙。下次王崩迁穆庙,三世之祖入夹室。太祖之庙不迁,因为他是本族历史上功勋最大的人物,而易一世一迁的办法是保证祭血缘最近的祖先。(图八,图解摘自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祖庙形式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出现。原始社会时期,大事都要通过氏族全体成员议决,有关全部落的事都要由氏族的代表民主议决,同时还要告诉祖神求其同意和保护。这一议决的公共场所,就是祭奉祖神的地方。周人也保持着在祖庙裁决办理大事的惯例。例如,爵命要在祖庙进行,受爵要祭祖先。《国语·周语上》:“乃命鲁孝公于夷宫。”(夷宫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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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崇尚的祭祖,是以确信祖先灵魂的存在为前提的,相信祖先的灵魂和在世的人一样有衣、食、住、行之需。在世的后代就是其物质之需的供给者。因此对祖先亡灵的祭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满足祖先的物质之需。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自商代以来丧葬仪式中普遍厚葬的习俗,表达了后代对祖先灵魂的崇拜。墓中设置的随葬物品全部按照死者生前的所需安排,可以说一应俱全。无怪乎,不行祭祀被古代中国人视为“不孝有三”中之一大不孝。当然,在一切物质之需中,“食”是第一位的。祭祖活动中,重要仪式是向祖先供奉丰盛的食物。《小雅·楚茨》称:“以酒为食,以享为祀。”《左传》也认为“鬼犹求食”。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像,头顶青铜尊,双手过顶扶持,双膝下跪,其造型正是蜀人向祖先神灵行献祭之礼的生动写照。《礼记·礼运》曾这样描述祭祖时的情景:“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醒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这里有酒有肉,且钟鼓齐鸣,与尘世上的宴会相比毫无逊色。难怪春秋时期的卫宁惠子临终前最担心的便是他死后“食物”的来源问题[8]。然而,倘若死者无后代,亡灵的“生活”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是比不行祭祀还要忤逆的不孝行为。因为如果“绝后”,就将彻底熄灭祭祀的可能性,也就断绝了祖先亡灵食物的来源。至今,中国人还流传下来这样一句诅咒对方时常用的口头禅:“让你断子绝孙。”意思就是断绝对方祖先所需物质的供给人,也就意味着切断其祖先对这一支脉给予的法力庇佑。中国玉文化的形成 - 三星堆玉器图文 - 三星堆玉器图文

 

    (二)祭祖的主持人“巫觋”

  神属于天,民属于地,两者之间的沟通要靠中介。这中介包括各种祭祀、占卜等宗教活动,而这些活动的主持者便是巫觋。《国语·楚语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小篆的“巫”字,像一个人挥动两袖。《说文解字·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指鬼神),以舞降神者也。”巫、祝同义。“祝”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像一个人跪在地上,朝天祷告,这是巫师求神的典型形象。如果说在早期社会分工还没有完成,人们的地位还处在平等的阶段,因而人与神之间的界线不十分严格,属于文献划分的“民神杂糅”[9]时期,不仅人人可以直接求神,而且随时能够求神,在地点、时间、祭品、仪式等方面没有严格的规定。那么,进入阶级社会,贫富的分化,造成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必然会渗透到尊神、事神这样的大事中,不是人人都可以与神相通。《国语·楚语下》:“撷琐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按后来楚国的观射父的解释,“绝地天通”就是“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这种与神沟通的特权,只属于当时的统治者。张光直称这种统治阶级为“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与拥有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10]。大禹本人就主持过祭祀、占卜等活动。文献上有“禹铸九鼎”的记载,还记有禹作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韩非子·十过》)。山西省襄汾陶寺夏墟遗址出土的“龙纹彩绘陶盘”,证明距今4000 多年前,夏人有构思和制作出类似祭祀器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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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商时期是巫教的鼎盛时期。陈梦家在讨论商代巫术时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11]占辞中还有“午阝帚好于父乙”(《殷墟书契前编》1.38.2 ),意思是:“妇好为父乙举行祭祀以祛除病灾。”妇好是主祭人。这些受命传达祖先的意志、祷告帝廷的巫觋,成了国家的政治要人,祭祀、占卜成了商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中就有商汤王亲自焚身祷雨的传说。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也是一位主祭者的形象。他头戴面具,赤脚站立于台座上,值得注意的是,他身披绦带,双手呈握物状(图九)。许多专家学者对其手握着的是什么器物作了种种猜测。民族学研究专家根据民族调查资料证实,中国四川省境内的彝族,族中掌管祭坛、测吉凶占卜的宗教首领,作法事时使用的主要法器是“神筒”,也称“签筒”, 为竹木质地,上下两节相套而成,两端系有绦带,便于出行作法事时背于背上,神筒内有法签若干[12]。据此,有人推测青铜立人手握类似于神筒的法器,由于焚烧,掩埋时神筒已不复存在。但不管青铜立人手握何种器物,专家们对其“主祭者”身份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

    既然当权者赋予巫觋如此大的权力,表明巫觋本人确有通神的本领,可以上达民意,下传神旨,能预知吉凶祸福,能为人除灾祛病。巫觋通过巫术显灵,大禹治水时曾模仿鸟的动作——“禹步”,实际上是一种巫舞,因为请祖神降临是要通过跳舞和饮食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和用器共140 余件,出土的笙、排箫、竹笛、琴、瑟、编钟、编磐、鼓等共8 种124 件。把它的规模与屈原《九歌》中所描述的巫觋在通神仪式上用的器物相类比,不禁发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论生前还是死后,与祖神沟通都是最神圣和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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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代,殷人与神相通,主要靠巫觋以占卜的方式进行。占卜范围几乎遍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包括行旅、农耕、围猎、战争、饮宴、气象、预卜祸福等,可谓无事不卜。这对国小民寡的殷人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占卜所用甲骨的需求,成了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正因为如此,周人才改卜占为筮占。筮占的材料为蓍。蓍草比甲骨易得,只用50 根蓍草做出各种排列,得出一定的数目,再从一定的数目中得出某一卦、某一爻。然后从卦辞、爻辞中得知所问事的吉凶。

  有学者将巫觋祭祀作法归为三个阶段:首先用占卜术而能知道神与祖先的意旨的;然后使用歌舞和饮食而迎神的;再使用酒精或其他兴奋药剂达到昏迷状况而与神界交往[13]。也有学者根据《山海经》《淮南子》等史书中谈到“建木”的说法,认为巫觋上天告神,神灵应邀下地,都需缘天梯而上下,“建木”便是天梯。三星堆出土高达4米的青铜神树,当仿传说中的“建木”而制。蜀人将它用于祭祀,除去迎送“众帝”外,当然更希望祖先由它上天下地,祛除灾祸,赐福于己。实际上,人死后如何升天,巫觋还有其他方式,使用龙、虎升天是其中一种便捷的方式。迄今发现最早龙虎形象置于墓主人两旁的是河南省濮阳县西水坡45 号墓,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墓主为男性,龙虎应是墓主人升天使用的工具。安徽省阜南县出土的商代龙虎铜尊,主体纹饰由龙、虎和人形组成,特别是虎口下一裸体人形做屈蹲状,人头在虎口上颌下。有人根据世界上许多古代文化中,都把张开的兽口作为把两个不同世界(如生、死)分割开来的一种象征,而兽口下的人可能就是作法通天的巫觋。妇好墓出土有类似图案的青铜钺(图十),说明巫觋作法,借助他的动物助手而达到通天场面的纪实并非孤例。《华阳国志》就有“魂魄化为虎”的记载。湖南省长沙市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一幅“人物御龙帛画”和长沙市陈家大山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都说明动物作为巫觋的助手,其作用是“引魂升天”的[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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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星堆器物坑——“覆宗绝祀”的历史见证是创造一个外在物来恫吓自己。他们相信崇拜祖先的虔诚,也相信祖先无时无刻不在保护着自己。但是纵观几千年的历史,崇拜祖先,乞求祖先保佑从来没有解决过氏族之间所发生的矛盾冲突。历史记载最终解决氏族争端的手段,往往是战争。由此,古人极为简练地用“祀”与“戎”两个字来概括先秦时期的诸多大事。“祀”和“戎”好似孪生兄弟,“戎”是用武力手段保护已有的和扩充更多的财富;“祀”是用和平手段祈神保佑既得的和长远的利益。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发现,说明在这个古国古城曾经历过异族入侵所遭到毁国灭族的悲壮情景。

  我们在前章表述过,后人尊祖的初衷并不是出于恐惧,也不

  关于三星堆器物坑的所属年代,因与文章主题无涉,我们暂不讨论,仅就其性质谈些想法。自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发现后,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有关两坑性质诸家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祭祀坑说、“厌胜”之说、窖藏说、“庆胜”埋葬坑说、“蜀王大葬墓”说和灭国器物坑说等等。其中祭祀坑说是目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认识。

  其实,还有其他存在方式的可能。或许,我们看到的会是这样一番情形:异族大举进攻,席卷了三星堆古国古城。他们所到之处,焚毁宗庙,掠夺人民,杀牲灭畜,对该族宗庙的祭祖之器在光天化日之下予以砸烧,并弃置一旁(因属他族祖先的灵物,得之恐有不祥),其目的是为割断蚕丛等祖先对该族的法力庇护。这是一起罕见的毁国灭族的浩劫。劫难过去了,同族的幸存者将已砸烧毁坏的祖先神像,庙堂祭器等尽可能地收集。他们没有力量修复被毁器物(尽管一些器物经过修整仍可使用),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重建宗庙,让蜀先王神像有个安身之处。他们被迫将这批残破的祭器连同祖先神像一起草草地入土掩埋,甚至没能有个像样的仪式,从此迁徙他乡。

    中国玉文化的形成 - 三星堆玉器图文 - 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一幕,使人们联想到发生在夏代的“太康之难”。东夷族首领后羿以夏国王太康(启之子)荒废政业,不理民事为由,推翻其统治,取而代之。历史记载为:“荒坠厥绪,覆宗绝祀。”[15]可见毁国灭族,断绝对其祖先的祭祀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三星堆古国的当权者重蹈的正是太康的覆辙。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也表明,这座古城在此劫难不久后便废弃了。回首往事,诸多遗憾。唐朝诗人李白曾为繁盛一时的古蜀国,变得来有踪去无影发出了无限的感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三 结语

  “敬天法祖”,经过上千年的演变,最终被统治者所垄断,这就极大地削弱了作为给普天之人提供与神交通的宗教功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中央政权形同虚设,传统的宗法等级关系已无法维系。面对迅速发展的社会和历史文明的进程,祖先神与其他神灵一样,越发表现出其原始性和滞后性。当时的许多史书都记载了人们对神的力量减弱的看法。如齐国的大夫晏婴就认为多数民众诅咒的力量比巫祝祈祷和祭神的力量更大(《左传·昭公二十年》)。

     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既然不能以固有的旧质维系,那么顺应时势的需要,新质内涵的宗教理论的出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把儒家的君权、父权、夫权与神权贯穿在一起,创立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学说,试图在已有的神力之上加入人性的力量。此说迎合了当权者统治的需要,但对于下层平民,这种学说只是一种天道观上的天命论,而不是什么信仰,广大百姓仍然可望而不可即。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和本土自身的道教顶应时势,占据了广大下层平民的心灵世界,最终成了大众的宗教。

  探求佛、道两教在中国势成的起因,知道其间渗透着“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印度早期佛教并不赞成灵魂不灭的说法,而是主张人有生必有死。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却表现出灵活的适应能力。譬如,佛教的“轮回”和“果报”思想,都是以人死后的魂灵为应验的载体,这与中国“祖先崇拜”中的灵魂观是一致的。佛教不受宗法等级的限制,大乘佛教甚至不主张禁欲,不提倡出家。佛教中的“极乐世界”,对于身处社会底层饱经沧桑的百姓,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慰藉,他们企盼通过“轮回”和“果报”,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中国玉文化的形成 - 三星堆玉器图文 - 三星堆玉器图文

  至于道教,本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民间宗教,它渊源于古代的巫术和神仙方术,宣扬白日飞升,羽化登仙。每一个平民百姓都可经道士的巫术祈祷消灾降福,成为人们与神交通的又一中介方式。

     由对神灵崇拜到宗教信仰的产生,由一种宗教到三教并存,中国完成这一转变是非暴力的,原因在于“敬天法祖”的观念已深入民心。任何教派在中国传播其学说,只要遵循这一观念,就不会有大的宗教战争发生,各方都会相安无事,甚至起到互相调和的作用[16]。东汉时期,人们就已把释迎牟尼与黄帝、老子相提并论,视为同类的神,并列为祭祀崇拜的对象。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史载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即佛)之仁祠”(《后汉书·楚王英传》)。汉桓帝刘志甚至在宫中设华盖以祠黄、老、浮屠(《后汉书·襄楷列传》)。

     纵观宗教发展的历史,探究自神灵崇拜到宗教兴起,以至逐渐形成中国独有的“三教合一”的格局,应该说“祖先崇拜”观念是多元宗教的内核,它对“三教”起着制约和调和的作用。也正因为这一重要因素,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尽管也有民族纷争,战争迭起,朝代更替,但“三教”共处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持续了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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