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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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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非坦途而无远弗届——壮哉,穿越苍茫古史的丝绸之路  

2017-04-24 10:10:41|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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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

  来源:北京日报

壮哉,穿越苍茫古史的丝绸之路 - 三星堆玉器图文 - 三星堆玉器图文 

  “丝绸之路”的三大动力源

  冯天瑜

  “丝绸之路”是人类经济文化交流史上规模空前宏伟、持续时间最久远的大动脉。它反映出中华先民虽眷恋故土,但一旦获得推动力量,便激发出域外探险的志向和英勇无畏的远行精神。中华先民探幽致远的力量,包括军事外交的“凿空西域”、商业诉求、传道弘法。

  消弭军事威胁,谋求和平

  自西汉开始,中原人便把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阳关(今敦煌西南)以西的地带统称“西域”。凿空西域,即打破中国西北方向的障壁,开通到达西域的孔道。逾越长达万里的艰险绝域,须有强大的社会力量驱动。反观悠悠古史,由中原到中亚、西亚陆路的凿通,得力于军事外交的驱动。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诉求。而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形成“御胡”与“拓疆”战略,至汉武帝时,“勤远略”得以大规模实施,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从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中亚广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之间。

  鉴于汉朝前期匈奴屡屡入犯塞内,对黄河中游农耕区造成破坏,甚至出现势逼长安的危局,汉武帝即位便用王恢计,诱匈奴入马邑,欲一举歼灭,却功败垂成。以后,武帝任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多次出塞,大破胡骑,奠定对匈奴的军事优势。宣帝时又“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出”,与乌孙夹击匈奴于天山之北。此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攻杀、分裂,南匈奴臣属汉朝。东汉时,汉匈战端再起,车骑将军窦宪率汉军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匈奴西迁,长达300年的汉匈战争告终,中原农耕文明得到一段安宁。汉朝的文明光辉,与西方的罗马文明相映照,使东亚文明与中亚、西亚、欧洲文明出现陆路交会的可能,这不仅在中华开放史,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空前的意义。

  商业诉求是西北通路开辟的又一动因

  然若深论之,这条中西通道的开辟,商业之力更在军事外交的先头。

  早在张骞西行之前千百年,沿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路的贸易通道早已存在,中原丝织品西传甚早,先秦典籍《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赠西王母“锦组百纯”,“锦组”即带花纹的丝织品,此为丝绸西传的最早记述。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著作中就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希腊、罗马称中国西部为“赛里斯国”,即“丝国”,可见其时中国丝绸已沿着中亚、西亚陆路运至印度、欧洲。不过,西汉以前从中原到西域一线,只有断续、零星的民间商贸活动,自西汉开始则进为持续、成规模的官民并行的物资人员交流。

  隋唐之际,西北商道进一步繁荣。唐代经营西域,规模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州县;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立四镇,丝绸之路更形畅达,中原人西行者愈多。唐代西行最远者,不是朝廷使节,而是对大食(阿拉伯)作战被俘的杜环。杜环是史学大家、《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人。杜环于唐天宝十年随西安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军败,被俘往亚俱罗(今伊拉克巴格达南库法),行迹达波斯、苫国(叙利亚),于宝应元年附商船回广州,作《经行记》,书佚,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摘引数段,其关于西亚各国社会生活、伊斯兰教信仰的记述真实可信,如言及大食,“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文中还录下唐朝被俘流落大食的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的姓名,是中国工艺西传的直接记载,尤其难能可贵。

  艰险而悲壮的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异军

  宗教作为人们对“终极关怀”不倦追求的产物,往往使信徒产生一种排除万难的精神力量,勇于孤行独往、百折不回地求经、传道,从而成为艰险而悲壮的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异军。如东晋僧人法显“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其行迹的遥远连“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略言之,有以下几类宗教信徒往还于丝路。

  一是外域佛徒沿丝路来华传教。原籍天竺(印度),生于龟兹国(今新疆库车)的佛教高僧鸠摩罗什,沿丝绸之路长途跋涉至长安传经,与真谛、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南天竺人菩提达摩从南印度沿海上丝绸之路,航行至广州,北上洛阳,后住嵩山少林寺,创立禅宗。鸠摩罗什和菩提达摩是外域佛徒沿丝路来华传法的两位著名代表。二是中土佛徒西天取经。中国佛教徒不满足于域外带来的佛学经典,而亲往印度求经的不在少数,卓越者前有东晋法显,后有唐代玄奘。三是中土佛徒异域传道。如果说法显和玄奘的主要功绩是“西方求法”,那么鉴真则是“异域传道”的卓越典范。这些高僧凭着顽强意志和超常毅力,历尽艰难险阻,方完成文化传入或文化传出的伟业,确乎是人类交流史上的奇葩,令人景仰。

  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的遗迹,它从苍茫的古史走来,正延展为活生生的现代交通大动脉,联系着亚欧大陆东西两端诸文明。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赵匡胤与海上丝绸之路

  吕文利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随着指南针发明、航海术发展,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海上贸易量居世界前列,是当时最重要的海洋国家之一。要造就这样一个经济强国,除了得有马背上一统天下的魄力,更要具备除旧布新的精神。而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两种能力最好的诠释者。

  大宋初建时,领土大概只有今天的河南、山东全部,陕西、江苏、湖北大部,山西、甘肃各一小部。经过赵匡胤南征北战,到976年,宋朝已将南方大体平定,为日后东南沿海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除了平定南方,一统中原,赵匡胤在发展经济、促进海外贸易上也颇有建树。据说他刚登基不久,就有三佛齐国来朝贡。三佛齐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现在苏门答腊岛一带,唐代时就通过海路遣使向中原朝贡。来宋朝的三佛齐国使者所呈的贡物里有通天犀,是一种珍贵的犀牛角,上面有类似龙形的图案,“龙形腾上而尾少白”,左边有一个字形,定睛一看是“宋”字。而当时三佛齐国并不知道新王朝国号为“宋”,赵匡胤认为这是天意,遂大喜,就用这个犀牛角做成了玉带,每逢郊庙之祭必系之。此后,宋朝与海外各国和地区的交流日益加深。

  971年,宋军攻灭南汉后,赵匡胤就在广州设市舶司,这是宋朝设置的第一个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市舶司主要负责收税,包括船舶往来,贸易交流之事,是宋王朝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贸易的重要窗口。

  当时在市舶司贸易的商品,中国方面主要是丝绸和瓷器,外国商品主要有象牙、犀牛角、香料等,其中香料以乳香为最大宗。乳香是乳香树分泌的树脂,可用来制造香,寺庙和百姓需求最大,也可入中药,治疗耳聋、中风以及“妇人血气”等,主要产于大食(现中东一带)、印度、波斯等地。这些地区的土人用斧头砍伤树皮,使树脂流出,凝结成块,之后用大象运送至海边,再由大食商人装船运送到三佛齐国进行贸易,最后由三佛齐国等东南亚商人运送至宋王朝的沿海口岸。这条线路也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海上丝绸之路支线。

  宋代皇帝一直注重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在宋朝,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在南亚、东南亚、欧洲和非洲都有宋代瓷器的出现。因此,人们又把当时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要想打造海洋大国,光开设“海关”是远远不够的。赵匡胤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使知识分子的地位迅速提升;同时,他鼓励科技发明和创造,亲力亲为给天下作榜样。史书记载他非常关心造船事务,还亲自到造船的地方观看,查看炮车,观看水战,表明他很重视科技事务。

  正是因为有皇帝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才使宋朝诞生了像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这样伟大的技术革新,这对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是一种飞跃式的进步。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技术发明不久就在丝绸之路上传播开来,造福于往来商旅,尤其是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水手们帮助极大。也正是在航海上的广泛应用,使指南针得到一次次改进,并促进了西方新航路的开辟,进而成为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条件之一。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四面环敌的朝代。在赵匡胤统治时期,北方有辽等强大政权,通陆路去往中亚的丝绸之路被阻隔,因此他着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重视文化科教,使航海术和造船术迅速发展,使国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因如此,宋代虽然始终危机四伏,却书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灿烂的一页。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粟特人:丝绸之路上贸易担当者

  荣新江

  粟特(Sogdiana)是中国古书中记载的西域古国之一,亦为民族名称,活动范围在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在两河流域,分布着大大小小若干绿洲,以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最大,粟特人建立了康、安等一系列小国。一说他们的先民原居祁连山下昭武城(即今甘肃张掖),后为匈奴人所破,被迫西迁至中亚,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基本上活跃于中古汉唐时期,也是丝绸之路最发达的时期。

  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做生意,只要有利,再远的地方都要跑去做生意。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正是丝绸之路上东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或者商业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是游牧的匈奴、柔然、突厥这些王国,往东到中国,向西就是波斯、罗马。所以粟特何国有一个门楼,东面画中华皇帝,北面画突厥可汗,南面画印度的国王,西面画拂菻(东罗马)王。他们的民族性也是这样,四海为家,是一个世界民族。比如安禄山、史思明这些人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人,粟特人到了突厥便是突厥人,到了北方的契丹便是契丹人,到印度可能就是印度人。

  有意思的是,一直在粟特地区做考古的法国中亚考古学家葛乐耐(F.Grenet)教授,多年在粟特本土没有见过一张商人像。因为粟特人不表现自己为商人,玄奘说,粟特人本来是商人,很有钱,但是平常穿得很一般。玄奘西行一路上就是搭着粟特商队走的,特别是他回程的时候,还被粟特商人选为商团的萨保,就是大商主(商队首领)。

  在中国发现的粟特首领墓葬里,几乎都有商队的场面。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上有一幅线描图,最典型的有两个画面,上面是他们打猎,因为他们在路上必须要打猎来补给,另外弄一些商品。下面是一个商队,因为画面很小,不可能画那么多,便用三四个人来表现商队的构成。其实商队一般都要两三百人一起走的,我们在佛经里面知道五百商人遇盗图,虽然500个商人也是多数,但是必须成群结队。近代那些探险队往外运古物的时候,仍然是结成很大的队伍过帕米尔高原的那些山口,否则的话就会被强盗干掉。

  在敦煌壁画里面就有“胡商遇盗图”,在《观世音经》里面说遇到各种灾难要念观世音名号,其中有一个就是胡商在山林里面遇到强盗怎么办?就念观世音,中间就是抄自《观世音经》的榜题。几个胡商样子的人,前面那个年岁大的人就是萨保。佛经是印度的故事,但从龟兹一直到敦煌,所有的画家在墙壁上画的商人没有一个印度模样的人,因为他们没见过印度的商人。印度跟中国的贸易都是粟特人承担的,所以画出来的样子都是粟特人。

  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贸易交往的担当者,导致唐朝辉煌文化中有相当大的因素是来自粟特的背景。比如说音乐、舞蹈,如果没有粟特人,我们现在的舞蹈就会像兵马俑一样呆板。粟特人到了中国之后,舞蹈全部转变了,九部乐主体上都变成了西方的音乐,变成了康国乐、安国乐、印度乐。粟特人将西方音乐舞蹈带来中国,所以安伽、史君这些人的墓葬图像里,看到大量的都是音乐舞蹈的画面。这些墓葬出土了之后,中国的音乐史、乐器史、舞蹈史恐怕都要重写。(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本版供图 古然

  史籍中的丝路故事

  古代历史上,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亚洲国家之间,流传着一些经济文化交流的史事,这里辑录如下:

  ●唐文宗保护阿拉伯商人利益

  唐文宗时,有个原籍呼罗珊(中亚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大致包括今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大部、塔吉克斯坦全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半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小部分地区)的商人,从伊拉克买了大批货物到中国来卖。一次,唐文宗派出选购蕃货的宦官与这位商人在货物交易时发生争执,宦官把好的货物强行拿走。这位商人赶到长安告御状,唐文宗接见了他,听取了他的申诉,并下令彻查此事。得知商人上告有理,唐文宗没收了宦官的财产并对他说“不可欺侮外商”。唐文宗还革去了宦官管理宝物的职务,命他去看守皇陵。商人胜诉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大城市,对招揽外商产生了积极影响。

  唐文宗亲自过问外商的贸易纠纷问题,并秉公处理,反映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外商合法权益。

  ●隋炀帝举办“万国博览会”

  公元609年,为了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打破与西域的贸易壁垒,隋炀帝西巡至张掖(甘肃省),召开了“万国博览会”。西域27国君主、使臣受邀前来,当地十几万民众身着盛装,夹道欢迎,绵延数十里。为款待宾客,隋炀帝令人组织文物展,并举办宴会,演出来自印度、新疆、朝鲜等地的音乐和舞蹈。各国商人也闻风而动,赶来开展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来往道路上可谓车水马龙。这次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历时六天,形式之新、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多,堪称史无前例。展览会过后,许多西域宾客、使节和商人还跟着隋炀帝返回洛阳。隋炀帝在洛阳端门外辟出一块场地,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杂技和舞蹈,声扬数十里,彻夜不休。他还让洛阳商人装点市容,沿街设帐,摆放酒食,邀请西域商人入座,醉饱出门,不收分文。

  公元七世纪的“万国博览会”,促进了中国和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体现出中国古代王朝对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视。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

  伊斯兰“圣训”中有一句话,“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这句话在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诸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了贯彻这一宗旨,唐武德年间(618—626年),先知穆罕默德门下四位大贤来唐传教并学习中国的先进知识。大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三贤、四贤去世后,葬于泉州一座山上。相传,三贤、四贤下葬后,这座山夜夜都有灵光发出,百姓认为这是两位贤者显灵,就将该山称为灵山,他们的墓称为圣墓,即西方圣人之墓。灵山圣墓深得伊斯兰教徒尊崇,一旦遭遇艰难,人们就会来祭拜祈福,希望得到平安指引。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之前,特地来到灵山拜谒圣墓。灵山圣墓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兰教圣迹,与麦地那的穆罕默德圣墓、纳贾夫的阿里圣墓齐名,被誉为“世界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墓”。

  大量伊斯兰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交流、学习、传教,互通有无,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唐朝安居乐业的波斯人

  公元6世纪起,许多波斯(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一带)人由于战火侵扰迁入中国,得到了唐朝政府的善待。苏谅是唐懿宗咸通年间定居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波斯人,和他的妻子都是祆教徒(祆教:古波斯国教)。他加入了中国军队,后来成为唐朝禁卫军的一名武官,担负保卫京师的重任。苏谅家族数代人都在军中任职。他们的墓志都是以汉文和古波斯文撰刻。李素则是在唐朝做官的波斯人,景教徒(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唐朝传入中国时译作景教),曾在司天台(天文机构)任职,主持翻译过很多天文学经典。他有六个儿子,都在长安工作,有的甚至成为负责祭祀、礼仪的官员。在长安,居住着很多像苏谅和李素这样的外国人,比如也在军中任职的景教徒米继芬及其子孙等。他们不仅能够从事各种职业,建功立业,还可以继续使用本国文字、历法,信仰原有宗教并建立寺庙,因此唐朝长安地区设有祆教祠、景教寺庙与摩尼教寺庙(摩尼教:古波斯教派)。

  苏谅和李素是当时生活在唐朝的普通外国人的缩影,他们不仅成功融入了汉文化,而且原有宗教、习俗、语言终身受到尊重和保护,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并举、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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