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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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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1)  

2017-05-03 20:44:4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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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杨巨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远东希腊化文明指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印度之后在这一地区所形成的区域文明。它是希腊化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一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是先后在这一地区活动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他们虽然孤悬远东,难免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仍然坚持希腊文化传统,保持他们的民族特征,从而和其他民族一道,创造了以希腊文化为主导,同时融合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因素的多元文明。该文明对当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阿姆河为中心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文明圈”或“远东希腊化文明圈”。这一地区正好也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该地区的文明遗产借助于丝绸之路的辐射作用迅速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希腊化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接触与交融。

 

  关 键 词:希腊化/巴克特里亚/远东/犍陀罗艺术/丝绸之路

 

  

 

  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15ZDB059)研究成果之一,曾提交201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第九届历史学前沿论坛。

 

  “远东希腊化”(Hellenism in the far east)或“希腊化远东”(Hellenistic Far East)是近年来在希腊化研究领域开始流行的专业术语。①“远东”在这里不是纯粹近代地理学意义上的“远东”,而是指希腊化世界最东面的部分。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对东方的认知范围尽管已经大为扩大,但还是非常有限,印度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东方极限之地。亚历山大当年试图抵达的大地最东边的尽头就是印度的恒河及其以东的大海。②本文的“远东”是指以巴克特里亚(Bactria)为中心的希腊人活动或直接影响的区域,大致范围西起伊朗高原,东至兴都库什山,北达里海、咸海、锡尔河一线,南抵印度洋或阿拉伯海,东南以印度河流域为界。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亚腹地(Inner Asia)和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其中,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是两地的核心地区。该区域曾归波斯帝国所有,后来被亚历山大征服,成为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希腊化的远东”即由此而来。

 

  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希腊人统治和影响,加之帕提亚帝国在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崛起,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希腊化文明的子区域。此地的希腊人虽然是外来的殖民者,人数不多,③但他们是当地的实际统治者。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并竭力保持其传统,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所谓“希腊化”,就是希腊文化为主导,东方各地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化互动融合现象。那些继希腊人之后统治此地的民族大多是从北方草原而来的游牧部落(如帕提亚人、斯基泰人、大月氏—贵霜人、嚈哒人)。他们自身没有带来与定居文明相等的文化,只好对原来的希腊化文化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所以,希腊化文明的薪火并未随着希腊人的消失和游牧民族的到来倏然熄灭,而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承和改造。远东希腊人的历史贡献就是在远离地中海的中亚腹地和印度西北部,竟然孕育了一个为古代历史文献记载所遗漏、几乎被世人所遗忘的文明。它的文明特色只是在近代考古学家、钱币学家、碑铭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才逐渐显露出来,尽管其上的历史尘埃与迷雾还远没有拂去。就现在所知来看,这个子文明本质上属于希腊化文明的范畴,但具体来看,却又有着更为鲜明的地域特征。张骞通西域来到中亚耳闻目睹的就是这个文明的遗产。


一、希腊式城市的延续与影响

 

  城市是文明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正是巴克特里亚这个希腊人统治下的所谓“千城之国”④确立了该区域希腊化文明的基本特色。⑤

 

  希腊人素有建城殖民的传统,古风时期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大规模海外殖民建城运动,使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从爱琴海扩大到了黑海与东西地中海。亚历山大东征可谓是希腊人新一轮建城运动的开始,但这次殖民却把希腊人带到了遥远的东方。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在埃及尼罗河口建立了第一座以他命名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此后他所建立的城市,绝大多数也以自己名字命名。他一路上到底建立了多少个亚历山大里亚,古典作家说法不一,少则几个,多则70个左右,⑥今人也莫衷一是。但大致可以认定的至少有10—20个。⑦这些城市并非都是完全新建,有的是以原来的城市为依托,在其旁重建一个军营或希腊人聚居地。它们大多分布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至少在10个左右)。据阿里安记载,亚历山大分别在高加索山(兴都库什山)、锡尔河畔和印度河流域建立了5座城市;据斯特拉波记载,他在巴克特里亚建立了8座城市;据查士丁记载,他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建立了12座城市,还有1座在锡尔河畔;据普林尼记载,他分别在马尔基亚纳(Margiana)、阿里亚(Aria)和锡尔河畔建立了4座城市;据库尔提乌斯记载,他在马尔基亚纳城周围还建立6座城镇,其中两个面南,四个面东。托勒密提到,在索格底亚那地区还有一座亚历山大的同名城市“Alexandria Oxiana”。⑧这些数字虽有重复,也并不准确,即使名为亚历山大里亚也不一定真正为其所建,但反映了亚历山大对此地的重视和在此建城之多。这些城市有的历经沧桑,存在至今,如土库曼斯坦的木鹿(Merv,Alexandria in Margiana),塔吉克斯坦的苦盏(Khujand,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e)、阿富汗的赫拉特(Alexandria in Aria)、⑨贝格拉姆(Alexandria of the Caucasus,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坎大哈(Alexandria in Arachosia⑩)。有的史有记载,但不知其确切位置,如他在印度河上游希达斯皮斯(Hydaspes)河岸边建立的胜利之城尼凯亚(Nicaea)和以他的战马命名的城市布西法拉斯(Bucephalas),以及在阿塞西尼斯河(Acesines)与印度河交汇处建立的一座亚历山大里亚。(11)还有一些或许就是他命人所建,如著名的阿伊·哈努姆遗址,(12)遗憾的是这一城市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被巴克特里亚希腊人遗弃了。

 

  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他的建城传统,以此安置希腊军人和移民,作为统治的中心和基地。塞琉古王朝几乎控制了原来亚历山大帝国的全部亚洲领土。面对如此广袤庞大、民族众多、文化差异巨大的帝国,塞琉古王朝只能沿袭亚历山大的传统,在交通要道、中心区域建立希腊人城市或移民地,进行由点及面的控制。从塞琉古一世起,建城活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3)该王朝的建城主要集中于小亚、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一线,但在伊朗高原以东的地区,他们还是新建或是重建了一些城市,(14)这些城市大多难以定位,(15)但阿里亚的Achais、马尔基亚纳的Antiocheia、阿姆河以北的铁尔梅兹(Termez,《后汉书·西域传》中的都密)、Maracanda(马拉坎大,“石头城”之意,即后来的撒马尔罕,Samarkand)、斯基泰的Alexandreschata等还是有迹可寻。(16)Achais(Achaia)本名Heraclea,由亚历山大所建,安条克一世重建,改为此名。(17)马尔基亚纳的亚历山大里亚不久即被蛮族(the Barbarians)摧毁,安条克一世将其重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18)铁尔梅兹位于阿姆河右岸,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与阿富汗隔河相望,在古代是一个渡口。铁尔梅兹古城下游约30公里的Kampyr Tepe遗址发现有希腊人的哨所和城堡遗址。亚历山大可能路经此地,也可能在此建城。有学者认为这个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托勒密所提到的Alexandria Oxiana.(19)马拉坎大是索格底亚那地区的首府,曾被亚历山大占领,(20)但在塞琉古王国时期开始繁盛起来。在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亚卜(Afrasiab)遗址上,考古学者发现了希腊化时期的城堡和巴克特里亚国王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约公元前230-前200年)、德米特里(Demetrius,约公元前200-前190年)和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约公元前170-前145年)的钱币以及一些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陶器和高脚杯。(21)Alexandreschata这个斯基泰地区“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应该就是亚历山大以前在锡尔河畔建立的那个同名城市,塞琉古一世可能对它重建,仍保留原名。(22)

 

  公元前3世纪中期,塞琉古王国东部分别被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帕提亚人的安息王国瓜分,但前者的建立者是塞琉古王国的总督,本质上是一个自行独立的希腊人王国;后者虽是外族建立,但由于统辖区域都是原来的希腊人统治之地,作为游牧民族出身的统治阶层对希腊化文化又钦羡之至,并以“爱希腊者”或“希腊人之友”自诩,(23)境内的希腊人城市非但没有受到大规模的破坏,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利用和发展。伊西多尔在其《帕提亚驿程志》(Parthian Stations,写作于公元前后)就提到了马尔基亚纳的安条克、阿拉科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德米特里亚城(Demetrias)等希腊人原来建立的城市。(24)这些希腊式城市虽然后来或被遗弃,或被改建,但它们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们的废墟下,或现代城市的地层下,大量的历史遗迹遗物近年被挖掘出来,证明了它们曾经作为希腊人或希腊式城市的存在。其实,这些现代城市在原址上建立,就足以证明这些希腊式城市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从这些城市遗址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景象。阿伊·哈努姆到底建于亚历山大时期还是之后,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这座城市遗址的希腊化风格非常明显。它位于阿姆河畔今日阿富汗东北部一侧。城市有卫城,有希腊城市中最基本的建筑:体育馆、剧场。神庙从外观上看是东方式的,但其中置放的却是希腊神的雕塑。建城者的墓基石座上镌刻着来自希腊德尔斐神庙的人生格言。此外,柱廊式的宫殿建筑群,以科林斯式为主的希腊式柱头,希腊式钱币,希腊语的纸草文献,陶制的希腊喜剧人物面具的出水口等,也都说明这不是一座一般的城市,或许就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都城之一。(25)近年来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其他城市遗址上也新发现一些希腊化时代的遗存,如巴克特拉遗址的科林斯式和爱奥尼亚式柱头,(26)塔赫特·伊·桑金(Takht-i-Sangin)遗址的爱奥尼亚式柱头,希腊语铭文,阿姆河河神马尔绪阿斯(Marsyas-Oxus,一个裸体光头老头,正在吹奏双管长笛)的青铜雕像,太阳神阿波罗(仅存大腿以上部分)等石雕,“塞琉古式”希腊统治者的泥塑头像,剑柄或刀鞘上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与森林之神西勒诺斯(Silenus)(二者在搏斗,前者显然已经将后者制服在地),戴狮子头皮盔的亚历山大牙雕形象等。(27)虽然有些城市早期的希腊化遗迹难以寻觅,但从此地出土的时间稍后的文物来看,这些城市的希腊化特征在延续。在这方面,贝格拉姆、铁尔梅兹、坎大哈、木鹿等遗址都可以提供一些补充性的信息。贝格拉姆即“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所在地,虽然由亚历山大所建,但其出土物品主要出自公元一世纪的贵霜时期,其中不仅有来自印度的牙雕、中国的漆器,还有希腊罗马世界的玻璃器皿和灰泥圆形浮雕,上面有反映特洛伊故事中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战斗的场面,也有典型的希腊神话人物形象,如美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美少年伽尼墨德斯(Ganymede)与化作老鹰的宙斯、有翼小爱神阿摩尔(Amor)、月神塞勒涅(Selene)与美少年恩底弥翁(Endymion)。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地发现了作为秤砣使用的希腊神雅典娜和赫尔墨斯胸像,以及具有埃及萨拉皮斯神特征的赫拉克勒斯神像(Serapis-Heracles)和手持火炬的有翼爱神爱洛斯(Eros)青铜雕像。希腊青年埃弗比(Ephebe)、青年骑手“亚历山大”、希腊音乐家的形象也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28)这些艺术品不论是出自本地的艺术家之手,还是从地中海的罗马世界运来,都反映了此地浓厚的希腊化文化氛围。铁尔梅兹-Kampyr遗址出土的科林斯柱头,(29)虽然属于贵霜时期,但它显然与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传播有关。科林斯式柱头在远东希腊化建筑艺术中最为流行,尤其是在犍陀罗艺术中,几乎所有佛教雕刻中或作为两个叙事场面的间隔,或表示佛教建筑,都采用了这种柱式,但对其进行了重大改造。其一,柱头的简单化,我们还能够看到类似莨苕叶的花饰,但只是象征性的点缀而已;其二,柱身大多由圆形变为方形,呈半柱式。但在铁尔梅兹,柱头的花丛中出现了佛教人物。这固然反映了佛教犍陀罗艺术的变化与发展,但也反映出希腊化艺术的影响在当地的长久不衰。20世纪以来,坎大哈的发掘由于战乱虽然没有能够持续进行,仅有的出土物也难以证明该城具有明显的“希腊性”,但近年来在当地发现的一块墓碑上的希腊语铭文证明此地具有深厚的希腊化文化底蕴。公元前2世纪的一位名叫Sophytos的当地人(印度人)用希腊离合诗(藏头诗)的形式,以典雅的希腊语叙述他的家世,其中特别提到了希腊复仇女神、太阳神阿波罗、文艺女神缪斯等。(30)这说明他受到良好的、系统的希腊语训练和希腊文化的熏陶。这块墓碑立于大路之旁,目的是让路人阅读,可见当地人希腊化程度之高。木鹿的希腊人遗址也已经发现,它是在波斯时代的一个城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来的城堡仅仅是希腊化时期木鹿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31)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之后,帕提亚人曾经把2万罗马战俘关押于此。(32)此时城市的规模之大可以相见。此地也出土了科林斯式柱头。中国史书中把木鹿称为小安息,(33)也可见木鹿在丝路中的中枢作用。

 

  总之,现在可以确定为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远东建立的这些城市一部分湮没无闻,大部分都有迹可寻。它们初期由于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而保持了较多的希腊化特征,但随着希腊人在当地的消失,这些特征逐渐失色、模糊。新的统治者由于自己没有带来成熟的本民族文化,大多延续了这些城市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本来这些城市在建立之初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当地文化的因素,即使像阿伊·哈努姆这样希腊化特征极为明显的城市,东方的因素也随处可见。神庙中供奉的神可能是宙斯,但神庙绝非希腊的柱廊式建筑,而是立于土台之上,四壁支撑着平面屋顶,外墙上嵌有壁龛。剧场整体上是希腊式的,半扇形依山坡而建,但却在中间设立了包厢式的看台(loggias),显然是供王公显贵等特权阶层使用;宫殿、庭院有希腊式的石头柱廊,但总体上是当地的平顶土砖结构。(34)塔赫特·伊·桑金遗址是一座小城,但上述主要的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遗存均发现于一座设有琐罗亚斯德教祭火坛的阿姆河神庙(the temple of the Oxus)之中。类似情况在其他城市比比皆是。因此,这些城市,即使在希腊人掌控之时,也只能称为希腊化或希腊式的城市。不论从市政建设还是从内部管理,它们都不过是远东希腊人的栖身之所。它们中的一部分后来继续存在、发展,成为著名的丝路重镇,如撒马尔罕、木鹿、贝格拉姆(迦毕试)、铁尔梅兹(都密、怛密、怛满、怛没)、坎大哈;有的则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如20世纪后半期才发现的阿伊·哈努姆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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