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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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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南迁争议:蔡元培力挺 鲁迅冷嘲热讽  

2017-05-04 14:30:36|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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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晚报 中国网

  肖伊绯

  如今去台北地区旅游的大陆游客,台北故宫博物院基本上是必去之处,因为那里收藏了当年国民党从大陆运走的珍贵文物。其种类繁多、年代久远,令人叹为观止。

  在日军一步步加快其侵华步伐之时,有识之士就开始担忧六朝古都北平的文物安全。自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故宫所蕴含着的文化、历史、艺术等多重价值日益焕发,为民国学者们施展才华、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无比的平台。但随着“九一八”事变,时局动荡,这一短暂的黄金时代终为旷日持久的国难所中断。随之而来的,故宫文物的命运牵动国人的心魂,在文物的迁移历程中,当时的学者们意见不一,互有争论。蔡元培、陈寅恪、马衡等人的贡献与意见,可圈可点,值得国人铭记。而在将故宫文物南迁之前,还挑选一部分远赴英国伦敦举办展览,并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国礼”赠送苏联。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又将故宫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突显,甚至还赋予其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宫1.3万余箱)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后,文物被运抵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单位的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西迁,被运抵四川,直至抗战胜利后被运回南京。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和著名的《快雪时晴帖》等。在15年的时间里,南迁文物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上百万件文物中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这批南迁文物中,最终有2972箱被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留在南京的文物,在1951年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1万余箱,剩余2221箱留于南京,划归南京博物院所有。

  本期品读讲述的,就是在那个动荡年代里,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在文物南迁中的争论。

  1 故宫内部对南迁有争议

  即使在故宫内部,也对是否应当把文物南迁有争议,比如同为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的吴稚晖和蔡元培,吴稚晖就反对蔡元培的文物南迁之议。吴稚晖又称吴敬恒,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1933年2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五版刊载了一封吴敬恒致蔡元培的公开信。编辑给这封公开信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吴敬恒妙论,古物是臭东西”,这吴、蔡二人是要谈论什么呢?

  从这封1200余字的公开信来看,吴敬恒对故宫文物南迁是持反对意见的。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危急,故宫文物应迁移别处保存的计划迅即被提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等坚决主张南迁,以免国宝沦落日寇之手。但由于南迁涉及环节众多,运作不易,且社会各界阻力极大。一来普通民众对战局的判断不一,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日寇未必敢于进占北平,或者说不相信中国军队无力抵抗;二来当局高层人物如孙科等,也颇重视“民意”,认为此时不保土守民,却大费周章的去迁移古物,是舍本逐末,会失去民心。因此,当时的反对声音也相当大。

  在信中,吴敬恒说:说起故物,弟都当他是虞舜进瞽叟的钵头,周公挞伯禽的杖,孔夫子设教书坛的席,虽也跟着人称故物,骨子里还是对牛操琴。半月前,我从家中到市上去,经过马霍路,在洋车里看报,刚看见政治会议决议,派我为古物保管会委员之一,对面梅白格路口,刚有两个石人,我便联想到吴县江弢叔的诗调,冲口而出,吟曰:“行向仲翁成一笑,吾身今与尔同看。”(翁仲原来是仲翁,不是我杜撰的,凑韵聊一用)。于是想到我这老而不死,自己已成故物,需人保管,安能保管别的故物?讲起故宫故物来,最初只是北平的一班人,如江(瀚)马(衡)易(培基)诸先生,主张不迁,我说对啦,这种臭东西,迁他做什么呢?现在日本小鬼,没有情理讲的来欺侮我们,我们应该抵抗,应该死守很久如常山、睢阳一样,只叫做维持人格。说起打胜仗,恐无把握罢,北平抵抗到三年,全城陷落,故物让他拿去就是了,可是临去的时候,对他说,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我们历史上也有所谓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故物已经装箱,也就不必分辩。弟本来根本瞧不起这类的臭东西,然弟又相信我的朋友,个个十分忠实,他们主张搬西安,如何如何安全,我觉得十分有理,又有人主张搬洛阳开封,弟觉得同样的有理,又有主张迁南京,弟觉得他的理由也充足,又有人说迁上海,弟觉得理由同样的充足……

  2 鲁迅赋诗讽刺南迁

  此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明确反对古物南迁,如鲁迅、胡适等也就此发表意见。鲁迅曾赋诗一首讽刺,诗云:“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胡适也提出,不赞成迁移之举理由有三: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第三,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非万不得已时,绝不应轻易迁移……此外,社会上更谣传有当局变卖古物抵偿国债、故宫内部已在倒卖古物等骇人听闻的所谓“内幕”,闹得满城风雨,人人提古物南迁而色变,群情激愤的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起来。

  在这种情势之下,故宫博物院内部意见也极不统一。比方说后来押运古物南迁的吴瀛,时任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他起初的意见也是不支持南迁的,他在《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中回忆道,“我一度与易培基发生争执,我以为应该观望一下,我说:‘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当然,吴敬恒的反对意见,与上述种种还有区别,这种反对意见在当时显得极为特别,也极为与众不同。说直白一点,吴对故宫古物的观点就是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认为,抗战大局才是关键,打了胜仗自然古物无虞,打了败仗要那些古物何用。古物之所以是“臭东西”,就在于其无用;而在日寇进逼的危局之下,还要去为这些“臭东西”争来争去,更是莫名其妙。

  吴敬恒的信中引用了一个当时在国际文博界非常著名的成例,即那个“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这是指一战后,战败国德国所履行的《凡尔赛和约》第131条规定,即“所有1900年及1901年德国军队从中国掠去的天文仪器,在本和约实行后12个月内概行归还中国。所有实行此项归还之举,所需费用,包括拆卸包装、运送北京建设之费用在内,亦由德国担任支付”。

  原来,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德军掠得古观象台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天仪等5件仪器,并运回德国收藏。1919年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德国应归还曾掠走的天文仪器的要求,并最终将这一要求写入《凡尔赛和约》条款。1920年6月10日,德国当局将这批仪器在波茨坦拆卸后,装入日本“南开丸”号轮船,运回中国。轮船于1921年4月7日辗转到达北京,由荷兰公使欧登克代表德国将仪器交给北京观象台。而“九一八”事变后,为避免日寇掠夺,当局又决定将明代制造的浑天仪、简仪、漏壶、圭表和清代制的小地平经纬仪等七件仪器,运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吴敬恒之所以举这样一个成例,用意相当明显,即战争取得胜利,国家权益自然得到保障;战争尚未分出胜负,搬家逃避毫无意义。言下之意是说,全国民众不仅应有如此大局观,你蔡元培等主张古物南迁者更应有此大局观,无须为一堆古物殚精竭虑。

  3 蔡元培力挺文物南迁


  应该说,当时文化界反对文物南迁的声浪还是很大的。反对的意见中,一种是把保全文物的希望寄托于国际监督或者战后归还。自己不掌握国家珍宝的命运,反而交由他国掌握,无疑是幼稚的。另一种是担心以文物南迁之名行出售文物之实,比如顾喆刚等教授就联名致电政府,要求不要迁移文物并拍卖,而要妥善保存。

  当然,支持文物南迁的学者也很多。比如黄炎培,他在中山文化教育社的茶话会上提议“取北平文化古物速运沪”。而当时学术教育界的大腕、时任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也站了出来,公开支持文物南迁。蔡元培谈道:“北平故宫古物,及本院所有者,均属吾国数千年来之国粹,若不妥善加以保存,后患诚难设想,故宁未雨绸缪,即使苟有损坏,但以全局被夺与损坏小部相较,孰轻孰重?”概而言之,蔡元培认为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而吴敬恒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则是吴公开表达与蔡的不同意见。无论吴是出于怎样一种立场去反对古物南迁,从信中的内容来看,古物已然开始南迁。再从这封公开信中所涉及的古物究竟迁移至何处的各方意见来看,这封信也并不是吴自己在古物南迁之前的率先表态,而应当是在收到古物南迁途中蔡元培的某种要求或建议之后,才有感而发的表态。查阅《蔡元培全集》,可以看一看故宫古物南迁途中,究竟出了什么大事,蔡向吴求助究竟所为何事?

  原来,1933年2月10日、11日,蔡元培曾两次致信吴敬恒,皆因“忽接中央政治会议命令不准过江,并有即运洛阳之说……洛阳既无保险之建筑,尤无充分之军警,恐不妥当”,并提议“应如何设法补救,使这批古物不向洛阳而向沪,务请迅速进行”。应当说,这是两位故宫博物院理事之间紧急磋商的公函,吴对此应答与否、怎样应答,都不应当以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出来。但吴偏偏就这样做了,其态度显而易见,一句话,给蔡送上一碗“闭门羹”。吴本来就不支持古物南迁,至于南迁到哪儿,洛阳还是上海,他都毫不关心。那么,之后的南迁线路如何,蔡究竟如何应对?

  从目前可以寻获的文献资料来看,蔡元培之后再未就故宫古物南迁事宜致信吴敬恒,蔡、吴两位故宫博物院元老理事的相关工作交流就此中止。

  4 争议声中文物最终南迁

  当年,仅从北平《世界日报》对古物南迁的跟踪报道来看,自第一批2018箱古物于1933年2月7日出发,2月9日即抵达南京之后,南迁古物终将迁往何处的相关报道几乎天天见诸报端,迁去洛阳的动议及计划,似乎一步一步将成为现实。但一个月后,1933年3月6日的报道,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最终去向:第一批古物中的1054箱运往上海,其余部分存南京行政院内。


  至于古物为什么没有迁至洛阳,而仍按原计划迁往上海、南京等军政核心地区,则没有相关报道予以披露,蔡元培从中做过哪些努力,对古物南迁的策略有过怎样的坚持与调整,至今仍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蔡元培一直全力支持着古物南迁,并且凭借自己在国内文教界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让蒋介石、宋子文等当局高层人物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古物南迁获得了更多的、来自国家权力顶层的强力支撑与资源保障。正是在当局高层人物的亲自过问之下,古物南迁去向的种种争论得以遏止,最终都以统一暂贮上海法租界及中央银行,再分批转运南京而尘埃落定。事实上,故宫及其古物保护的头绪纷繁,在当时国内军政各种势力交错之下,除了要为古物南迁出谋划策、铺平道路,蔡还要坐镇北平,为整个不可迁移的故宫及其遗存文物之保护,而四处奔走、呼吁呐喊。

  就在蔡元培等通力协作之下,1933年5月23日,由故宫运抵上海的第五批古物,安全送达中央银行暂贮。在这最后一批古物运抵上海之前,北平的故宫及其文物保护工作并未中断,还有所加强。当年5月9日,蔡还向蒋介石致电呼吁,请其“勿在故宫内驻兵”,但同时又要求其为故宫安设防御工事,“免使代表国粹及伟大建设被破坏”。

  一年之后,1934年4月4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首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一致推选蔡元培为理事长,并决定存沪古物中的部分文献档案运至南京保存。5月8日,蔡元培又在南京行政院,组织召开了首次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会议。除了审议人事任免、年度预算等,还特别提到彻底清查整理故宫的家底。而故宫文物保存库的建设经费,也增拨了二十万元,即刻可以开工。之后,蔡连任三届理事长,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北平,蔡才离开北平。就这样,他南北交驰,在动荡时局与战火绵延中,为故宫及其古物的守护全力以赴。

  在蔡连任三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期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专为保存古物的库房也相继建成,南迁抵沪的故宫古物又分批转运南京。不久,“淞沪会战”爆发,南迁古物也因之开始了更为崎岖多舛的大迁徙,全力向更为偏僻、相对安全的西南方向分散保存;分批多路转运至长沙、贵阳、巴县、宜昌、重庆、乐山、成都等地贮存,直至抗战胜利,方才再次运回南京。而遗憾的是,这些负载着中华文化精魂的国宝,还在跋山涉水、辗转四方之际,蔡元培已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终未能亲自见证这些国之瑰宝百转千回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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