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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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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的故宫文物迁移纷争  

2017-06-22 17:35:36|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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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刘楠楠



[摘要]故宫文物迁移过程坎坷不断,开始及过程中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各方势力暗潮涌动,各怀鬼胎,但好在故宫护宝人面对重重困难时从未退缩,这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

“往事堪回顾。叹陆沉、国之瑰宝,烽烟南渡。万里间关箱过万,黔洞川途秦树。说不尽,几多风雨。辗转西行欣无恙,故宫人、辛苦凭谁诉。十七载、无双谱。从来中土遗存富。更明清、琳琅内府,萃珍瑶圃。蓦地离分无限憾,默默思牵情愫。永保用、文明步武。热血殷殷浓于水,中华心、一海焉能阻。统一业、本根固。”这首《在台北怀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所作,以此回顾上个世纪陆沉之际,故宫国宝南渡西行的历程。

自1933年2月起,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为防日寇劫毁,先迁存于上海、南京,1937年后又疏散于西南后方,直至1947年12月方东归南京。时延十年,地迤万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批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才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对故宫文物迁移这段历史,近年来多有著述,但围绕文物迁徙发生的纷争,却鲜有涉及。本文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拟从档案的角度,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的同时,着重探讨南迁方案确定背后的种种争议,还原历史。

古物分散 历遭反对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虎视华北,侵略脚步已是跫音可辨。面对日本人随时可能攻占北平的危险,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惨痛历史让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所藏数万件珍贵文物的命运甚为关注。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未雨绸缪,与北平市工务局局长汪申等商议以修建故宫库房为名,着手集中文物装箱,但不敢对外明说南迁,这是有原因的。

北平历来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故宫古物存于此地,对社会各界而言,是国家安定的象征,被视为“北平繁荣生命所在”。对于故宫古物分散保存,社会各界历来是持反对态度的。早在1930年11月,内政部提出将沈阳热河古物移平,设立古物陈列所,划归故宫博物院,并“组织点验清楚后,将沈阳移来之一部分,仍移归沈阳故宫博物馆分院,以完沈阳历史上之古迹”,而重复部分则运往南京保存。此提议一出,即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群情惊疑”,以北平市自治公所为例,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电称:

北平古物陈列所存储盛京热河运回古物前有分运南京、辽宁之议,北平自治团体及庙会迭电请留诚。以北平系属文化中心,学术材料不宜分散辽宁,国防地带不能储藏古物。今辽宁为敌袭据,辎重械器掠取一空,今日报载有运及四库全书之耗,商民所虑不幸言中,此后辽宁收复亦当实行,国家断难再造伟大博物院之计划,应请变更前议,将是项古物完全仍留北平,加入商民代表慎重保管,并请中外学者共同研究,以避意外而资保全。

这种为“避意外而资保全”的观点,既是为文物着想的忧虑,又是一种缺乏长远之见的短视,而在当时,持这一看法的国人并不在少数。

徐志摩等社会名流对此亦表示反对,主要是认为古物存留故宫,关系国家文化的长治久安。他在1931年4月20日给国民政府呈中提到:“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不可分散之理由,仰恳上揆国家文化久安之大计,俯协民众秉彝一致之公论,准予再付国议。”请求将“北平古物陈列所交故宫博物院接收所有古物,无论巨细”,“概以不出故宫之门为则”。

档案春秋︱档案里的故宫文物迁移纷争

徐志摩反对故宫古物分散的公函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在1927年,故宫博物院开始处分院内所藏无关文化的金砂、银锭、茶叶、丝绸及皮毛等物品,用来弥补院内经费短缺。此事后以“故宫私售金器案”被曝光,故宫博物院为此还专门出示公函,声称“本院并未奉中央拍卖古物命令,至处分一部分无关文化物品,曾奉中央令准在案,依法处分皆无关文化历史之残废物品,与所谓古物完全无干”。但此事已使得社会民众对故宫博物院的信任度降低,关于故宫拍卖文物的各种传闻甚嚣尘上。社会大众普遍担心故宫既然可以将文物零星出卖,贴补本院费用,那么故宫文物一旦流出北平,是真能护其周全,还是落入某些人的口袋,不得而知。北平市自治区公所在听说故宫有将古物装箱南迁的传闻后,即忧心忡忡,向国民政府发电称:“古物在平已数百载……一经移动,流弊丛生,且恐化公为私,一去不返。”故此时若明确提出将故宫古物南迁,势必会遭来各界的反对及质疑。

谣传迁洛 昙花一现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极力主张文物就地保存的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感到了压力,毕竟国亡了尚可复国,国宝一亡,就永无复还之望了。1932年9月21日,江翰、刘复、朱启钤、马衡等三十多位北平文教界名流举行会议,拟具意见书,强调故宫文物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万万牺牲不得的,而且“世界上还未必有这样一个胆大而野蛮的民族,敢在众目昭彰之下,向没有抵抗的文化设备加以破坏”,他们主张从北平撤出军备,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城,将故宫文物妥善就地保存。

此项建议虽没有得到政府的采纳,但关于文物迁移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到了当年11月,突然传来中政会决议设立中原博物馆,将文物迁移至洛阳的消息,舆论哗然,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当月26日,北平市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自治区公所等团体,纷纷致电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北平市商会在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中称:

“报载中政会议漾日开会决议,北平故宫古物著即移洛保管,饬行政院铁道部负责运输等语。此间商民莫明用意,以为文化精华数百年萃集于斯,世界注目,一旦迁去,顿失重心,此其一;珍袭多年,尚虑损坏,铁路运送,在在堪虞,此其二;此间城廓宫室不畏宵小觊觎,近且与修密库,宜形稳妥,洛阳残垣断壁,风雨萧然,以云保管,孰为得失,此其三;国都回宁,业经决定古物迁洛,敌人轻视,此其四;如有万不得已之理由,试问我既能往,敌宁不能,徒示人怯,更生敌心,此其五;政府果有此举,表示放弃北平,何以励誓死抗敌之士气,何以固一致抗敌之人心。本会代表全市数十万商民,誓与各民众团体表示一致阻其成行,以与古物共存亡。”

电文中明确表示了对政府决议将故宫文物迁往洛阳的不满,并列出五点反对的原因,认为文物迁离故宫相当于政府放弃北平,这样“何以励誓死抗敌之士气,何以固一致抗敌之人心”,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民众的意见,并强烈表示愿“与古物共存亡”的决心。

北平自治各区公所则认为:“一、此项古物不能移出故宫,二、应准法定民众团体推员参加保管,三、就当地设法保存,官民合力办理。”他们担心将故宫古物移去洛阳,不利于文物保存,“查此项古物累朝集合匪易,故宫保存,尚属严密,但能取公开慎重主义,可期周妥,一旦移洛,既无适当库藏,亦无堪负责任之人,保管监督,鞭长莫及,损失抵换,极为可虑。”且洛阳着实不是保存古物之良地,“洛阳并非善地,伏莽极多,焚烧杀掠,国民军屡遭其极,而掘坟盗墓,相习成风,突将大宗古物移存该处,必使匪徒生心,难于防范。”

江翰、易培基等人也表示,关于此事“亦仅见报载,事前事后,均未接到京中正式消息”,他们对文物移洛之提议,也是不赞同的。而更多的舆论则是批评政府这种畏敌如虎、躲闪逃避的态度,认为国难当头,政府不去想办法抵抗外侮,首先想到的却是逃避,且首先迁移文物,是“重物轻人”的行为。

面对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政府不得不紧急辟谣,在1932年12月17日行政院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中,即明确指出迁洛决议并非事实,公函中称:“查日前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于行都设立中原博物馆,纯为保存汴梁一带古物起见,报载迁移故宫古物,绝非事实,已由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登报更正。”故宫古物迁洛一事暂时平息下来。

榆关事出 南迁定案

就在迁洛流言刚刚平息不久,华北形势再次告急。山雨欲来风满楼,1932年11、12月间,日本关东军积极调兵,由皇姑屯至山海关各车站分驻重兵把守,到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已集结完毕。1933年1月1日,日军制造事端,突袭热河边防重镇榆关,发动侵榆战争,3日,榆关陷落。

榆关事变的发生,是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我国华北地区的前奏,也是我国长城抗战反击日军侵略的第一枪。榆关事出,举国震动。易培基等有识之士心急如焚,他们深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文物迁移一事已是箭在弦上,不能再拖延了。易培基在1月5日致南京行政院函电中称:“榆关事出,影响北平故宫宝藏,关系全国文化……今事变日急,除随时设法防护外,究应如何办理,请速定夺。”他顶住巨大压力,提议立即将故宫古物南迁,以策安全。当日,故宫博物院即接到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密电,要求将文物装箱,准备迁移。1月7日,故宫理事会开会,决定遵从中央命令,正式确定文物南迁,并要求行政院饬财政部拨款六万元作为文物迁移费用,据档案记载:

为密呈事。查榆关失陷,平津震动,迭奉钧院电令速将故宫宝藏南迁一案,经在平理事会议决:自当先行选择最要部分分别由平浦等路迳行运至沪,将文献部分自平汉路暂行运郑,古物图书部分由平浦路暂行运沪。所有装箱等费,业已经挪借一万七千余元,至各路运费共计约四千至五千箱左右,除车辆请饬记账外,一切押运、保护、起卸费用总计至少约须一万数千元,各处房屋堆栈租费约须二万余元,总计预算共约六万余元。情势紧迫,事体重要,事前亦殊难确估,统俟事后实报实销。除紧急需用暂行设法挪借外,理合呈请钧院迅饬财政部,请速电汇六万元,以应急需,实为公变。

档案春秋︱档案里的故宫文物迁移纷争

易培基为榆关事变后故宫古物处理事致行政院电

1月8日,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致令故宫博物院:“为令行事。按据铁道部冬代电称:查故宫古物南迁一案,叠经尊奉钧令随时饬各路遵照妥慎办理,将运费一项暂记钧院账在案……除指令电悉,查所陈故宫古物运抵浦口宜由江轮运沪一节,系为慎重古物起见,自应准予照办,仰侯令饬故宫博物院及押运人员遵照办理,并分饬关系机关妥行保护可也。”

2月,故宫博物院再次接到宋子文密令,将文物启运,“选择精品,分别装箱,编号造册,加封标志。荏苒数月,并连同前古物陈列所等家,选择一万九千余箱,分五批装火车,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等路,运到上海,租妥楼房,入库保存。”至此,故宫文物南迁一事已正式确定。

在确定南迁这件事上,除了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电文外,档案中国民政府并没有正式发布过一条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决议或公告,推测应是当时战争局势紧张,很多事情是边商量边进行的,来不及正式发公文,在此后的迁移过程中,这种情况也是一直存在的。

众谤之下 一锤定音

故宫文物确定南迁的消息一出,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纷纷对此表示质疑和反对。以北平市工商救国联合会为例,在其1月23日致南京国民政府的代电中请求政府收回迁移命令,称:“兹平津危急之际,未闻有对于人民安全之谋,突有古物迁移之命,华北人民多谓我政府偏于重物轻人,犹以全国半壁莫若一宫古物,群情惶恐,影响前敌此为甚,同时人心浮动,无法镇慑用,电请钧府俯悉舆情,迅予收回迁移命令,以免人心动摇,而维后方安定。”认为将故宫古物迁出北平是亡国灭种之举。北平各自治区公所则认为,此时将古物迁移,“既堕士气,复摇人心,且经装运分存,必至重大损失,不如在平就地设法较易为力。”鲁迅先生为反对古物南迁还写了一首诗来讽刺:“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主要是借此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胡适亦对此事表示反对,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北平市政府迫于民众与媒体的压力,态度暧昧。故宫内部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对文物南迁之事也表示强烈反对。担任押运文物工作的故宫工作人员也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恐吓及暴力事件。

档案春秋︱档案里的故宫文物迁移纷争

北平市工商救国联合会为请收回迁移北平古物命令致南京国民政府快邮代电

反对南迁文物者认为文物迁移会动摇抗战的信心,北平正人心惶惶,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无疑是向老百姓宣告,国民政府即将弃北平以至整个华北,对稳定民心、共同御敌很不利;且当时正值民族危亡之际,国家急需资金,迁移文物这种劳民伤财之事,能免则免,不如就地保存,更为便易。

令人瞠目的是,还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物资匮乏,军力不足,应当把文物中除最珍贵的部分留存外,其他全部拍卖,所得费用用于航空建设,以支援抗日。在档案中有这样一份文件,一名为吕云鹏的普通市民,竟直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函,声称:“请中央政府毫无犹豫地排除万难,以大无畏精神断然下令,将北平故宫博物院中所有全部古物内,除酌留少数极有关我国文化外,概行公开拍卖,预估代价不下几万万元,若以拨充建设空军之需,当宽裕。”他认为,这个办法免不了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但在国家太平之时,留存古物自是应该,但在目前形势下,“假使国家被人以武力侵夺之后尚能担保此项美术品无恙乎?”“如国家将来因抵抗保存而富强,则此项物质之出让亦不难予以恢复。”

而支持故宫文物南迁者认为,日本狼子野心,其侵略野心不会终止,且日本人气焰嚣张,在报纸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地提出要由日本代替中国行保管故宫古物之责任,因此文物必须迁移,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

文物南迁的决策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1月19日,蒋介石直接下令:“关于保护北平市文化古物事宜,宜函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负责,其所决定之处置办法,各有关系机关应服从之。”

迁洛迁沪 角力之争

克服了重重压力,故宫文物终于踏上了南迁之路。1933年2月5日晚,北平全城戒严,在军队护卫下,故宫国宝暌别了帝王居所。之所以选在夜间悄悄进行,也是因为当时所受阻力太大,为免横生枝节起见。9日,第一批文物安抵浦口火车站,但由于行程太过仓促,暂时没找到适合保存文物的地点,所有文物必须暂留火车候命。而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于文物存放之地再次起了争执,以宋子文为首的迁沪派主张将文物运至上海;蒋介石则主张运到南京;而以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继为首的迁洛派则提议,将故宫文物运至洛阳保存。他认为运到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国人庇护是国耻。宋子文则再三保证,将文物迁往上海,只是权宜之计,“一俟北方宁静,即将文物迁回。”

其实早在文物未迁移出北平前,张继就曾向行政院建议,将故宫文物“移至郑洛,以免贻寇”,但未成主流意见。此时重提迁洛,说是对古物存放地之争,其实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权力之争,但连累故宫文物在浦口滞留了22天之久,使整个文物南迁工作陷入困顿。

档案春秋︱档案里的故宫文物迁移纷争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为先将故宫古物存于南京后迁往洛阳事致国民政府函

内部争斗情况具体如何,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根据档案记载,先是迁洛派占了上风。2月8日,当文物专列尚在运往浦口途中时,中政会第343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上,张继提出将文物改迁开封、洛阳一带,而此次会议,宋子文等迁沪派恰好不在南京,没参加此次会议,故迁洛成了主流意见。最终会议决议“将故宫博物院运出之古物文献,暂分置于洛阳、开封妥为保管”。但没过几天,口风又变,2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致国民政府函中称:“此项古物总数达数千箱之多,存放地点须有相当准备,应先觅得场所宽大之房屋,俾能尽量容纳便于保护,此则宜有防火设备及免受潮湿方法,庶可以防危险而免损坏。现在开封、洛阳一切均无准备,若遽将大批古物运往,事实上恐无法存置。”诚然,故宫南迁文物多达19557箱,仓促间要在洛阳找到合适的安置地点确实很难,故中政会决议将古物“暂存南京,俟开封、洛阳准备妥善,再行起运”。如此看来,迁洛派和迁沪派似是达成了某种妥协。但很快,迁沪又成了主流意见。2月24日,中政会再次致函国民政府,决定“第一批故宫古物中之书籍档案存于南京,其余古物照行政院原定计划存于上海”。国民政府随即在给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的训令中明确了这个决定,并要求“迅速执行”。

档案春秋︱档案里的故宫文物迁移纷争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为故宫古物部分存于南京其他仍按计划存于上海事致国民政府函

3月5日,1054箱古物、图书抵达上海南市招商局金利源码头,随后分存于事先租定之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及四川路广州路口业广公司二楼两处仓库。其余1064箱文献档案则运存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大礼堂。此后,又有包括瓷器、玉器、铜器、书画、文献、档案等精品在内的四批文物陆续运到上海。文物在上海保存了4年,其间还挑选了80箱精华之物,前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惊艳国际,轰动一时。

但上海终非保存文物之良地,因其为“华洋集处,夙多莠民,为时既久,难保无窥伺之心”,且气候潮湿,不利于文物的保存,南迁文物存于上海,不过是权宜之计。1933年7月,故宫博物院首届理事会决议,通过建筑南京分院及保管库一案。1936年9月26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落成典礼在朝天宫举行。当年12月,存放于上海的文物箱件被运至南京朝天宫保存库。但可惜的是,没过多久,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故宫文物再次开始了漫长艰辛的西迁之行。

关于故宫文物迁移的种种争端,通过档案,部分还原了当时场景。窥一斑以观全豹,故宫文物迁移过程坎坷不断,开始及过程中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各方势力暗潮涌动,各怀鬼胎,但好在故宫护宝人面对重重困难时从未退缩,是他们用整个身心,甚至生命来守护国宝,使其未受损害,这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值得永远追忆和回味。(文/刘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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