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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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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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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藏品的“流传有绪”  

2017-06-29 18:26:16|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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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美术报■赵畅

  

  说到文物的“流传有绪”,笔者想起了南宋曹之格所刻十卷本《宝晋斋法帖》。这十卷本《法帖》“第一至第五卷,除谢安《八月五日帖》外,余均王羲之书;第六、七两卷,为王献之书;第八卷为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涣之四人书;第九、十两卷为宋米芾书。明清以来,通常所见的十卷本、二十卷本、三十卷本均仿《阁帖》体制,为历代君臣书,显然都不是《宝晋斋法帖》原本。传世真本仅有上海图书馆藏宋拓十卷一部,系孤本。其不仅是现存曹氏刻本中最完整的,而且卷一中尚保存有米、葛二家所刻晋人三帖,尤为珍贵难得。此帖在元代曾为赵孟頫收藏,内有‘赵氏子昂’朱文印多方,卷三原刻的篆书题首早已脱失,经清王澍审定,现存卷三篆书题首墨迹为赵孟頫补书。明代经顾从义、吴廷递藏,并有明冯梦祯、吴时宰、许志古及清人王澍、穆扬阿等人观款及题记,元明以来真可谓流传有绪。”

  细读上述南宋曹之格所刻十卷本《宝晋斋法帖》其流传故事,它从哪儿来,组成的内容有哪些,被谁收藏过,又有哪些名家先后或审定或观款或题记,等等,可谓一清二楚。于是,我们大体可以诠释“流传有绪”这样的基本涵义:通常是指文物流传、转手的每一个步骤都有明白无误的标记、文献证据抑或其他权威的证明,其流传过程清晰明白可靠。毫无疑问,这些“流传有绪”的文物往往总是历代珍视的精品,不但本身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而且附加有很多民族整体审美倾向的信息,因此更被人们珍惜,而市场价格相对较高,也是想象中事。

  由上述特征所决定,这些“流传有绪”的文物往往在人们的收藏中凸现出“甄别真伪”、“标识历史”、“丰赡文化”的意义和作用。事实上,谁也不可能真正占有任何一件文物,自古至今,文物都会有流传的特性,而恰恰是伴随着权威佐证的清晰的流传途径,定能起到追本溯源、甄别真伪的作用。从收藏的真谛来说,收藏文物其实就是在收藏历史。一件文物的流传过程,其实就是记录历史、见证历史的过程,有时甚至还能从藏品细节中发现附着其上的深深的历史印痕。收藏,说到底,除了其本身的物质价值以外,我们更多在于收藏文化。不必说,藏品自身固有的诸多文化讯息,其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个文化故事,尤其是在藏品中留下的或刻或画或书或印等特殊的文化艺术符号,以及文献或其他权威资料的记录,都自构成了一件藏品丰沛的文化元素。这样的收藏,又怎不因藏品来路清晰而珍贵、因藏品渊源深远而富贵、因藏品文化丰厚而华贵?

  然而,文物的“流传有绪”,充其量只是鉴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而不是唯一的甄别标志。换言之,它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因为它还会受到许多你想不到的因素的制约。比如一些古代的书画,“因为时代久远,史料匮乏,可资对照的实物又少,有些问题一时要考辨清楚是很难的。加之在流传过程中的散伙、拆装、重裱等,更使原迹面目全非,真伪揉杂,要逐一加以辨清亦非易事。”难怪,有一些“时代久远且流传有绪、闻名遐迩却颇有异议的古代书画名迹,有许多至今仍珍藏在各大博物馆”。

  对那些包括古代书画在内的时代久远且流传有绪、闻名遐迩却颇有异议的藏品,我们一定要秉持审慎的态度,对物件本身的诸多元素作仔细认真的鉴别。尤其是对鉴定者而言,其必须对该物件的时代特征、工艺特点做到了然于胸,对涉及到藏品的诸多数据要烂熟于心。如此,结合“流传有绪”的情况,再加以细细鉴别,我们方能从中理出头绪、直探本质。如此一说,这也就涉及到鉴定要保持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认衣衫须与认人相结合”——千万要避免看到“羊头”就认“羊”的做法。其实,在鉴定界这样的收藏事故总是经常发生的,比如有人用老底接新瓷,比如原装原裱换里子,比如将瓷器沉入海底数年变成海捞瓷,比如给瓷器的口沿、肩胛和底足镶铜饰冒充国外回流藏品,等等。对此,我们一定要做到既看其“衣衫”更要认“人”,以免上当受骗。

  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流传有绪”特征非常明显的藏品,有时也不见得一定是真品。在许多人看来,被皇帝题款盖章的藏品,该是“流传有绪”的真东西。其实也不见得,1745年,乾隆得到了一幅名画——《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他左看右看乐在心头,兴致上来了就提笔在画的空白处题诗作词,末了还仔仔细细盖上自己的玉玺。一年下来,这幅长卷的空白处就留下了满满当当几十处诗文。乾隆对此甚为高兴。可第二年,下边儿又呈上来一幅《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这到底哪幅是真哪幅是假呢?有人说,这乾隆没看出来真假,也有人说,乾隆其实心里明白后来的那件才是真的,只是自己已经在赝品上题了那么多御笔,要反悔实在很丢面子。不论怎样,乾隆一拍案几,金口一开,说前面那个是真的,后面的是假的。从此,赝品摇身一变成了金贵的乾隆爱物,而真迹却被雪藏了。如果没有后人的慧眼,那幅假冒的《富春山居图》被“有绪”而流传至今,谁会怀疑其的真实性呢?

  鉴定,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尤其是自古至今无论书画还是瓷器抑或其他藏品,都有同时代的仿品。因此,在鉴定某一件具体的藏品时,我们既要秉持“流传有绪”的方法,同时,更要坚持“认衣衫与认人相统一”的原则——因为再精致的“衣衫”有钱都可以买到,但是反映在一件藏品里的作者的脾性、修养、视野、识见、技艺,以及由此自然透出来的气质却是无法模仿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呢?只有坚持“认衣衫与认人相统一”的原则,“流传有绪”才有可靠的落脚点,也才能给那些真品添彩加分。而只有将上述两个原则有机结合起来,也才能真正鉴定出藏品身份的真伪、藏品价值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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