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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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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琮  

2017-07-30 18:52:37|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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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雪 器晤



然而有时觉得还是最通俗的描述——最大、最重、最美,才是最妥帖的。因为即使用笔将那几十条放射状的线条描摹清晰,即使最显微的相机拍出最细致入微的照片,即使用实验室考古的办法将其琢磨成器的过程复原,你依然会选择相信它并非人工,乃是浑然天成。


同距今5000年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玉器是良渚文化最突出的物质成就,它不仅是体现聚落规模和等级的标识,也是社会信仰和精神领域的反映,更是不同区域间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载体。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其中仅反山、瑶山两地就出土玉器2000多组,若以单件计则超过6000件。反山第12号墓无疑规格最高,几乎所有精美的玉制礼器璧、琮、钺、璜等皆出于此,包括我们称之为“琮王”的那一枚。


琮王上最令人惊叹的是那八个兽面神人图像,学者称其为“神徽”。该怎样来描述“神徽”图案呢?人脸呈倒梯形,圆眼,宽鼻,阔口,露齿,表情威严,人头上的羽冠由22组呈放射状的羽翎组成。雕刻线条纤细如发丝,最精绝一处竟然在一毫米的宽度内刻出了四、五条线。兽面有巨大的眼睛,两眼之间用微凸的短桥联结,獠牙外撇,作蹲踞状,有鸟足形利爪,人臂、兽肢上都密布着卷云纹。

权力与信仰 | 一枚玉琮的故事 - 三星堆玉器图文 - 三星堆玉器图文

 



它的制作应当极为复杂。一定体量的玉料才能制成坯体,内圆而外不方,琮的射孔均为双向管钻,神人兽面像凸起的鼻端是多次切割所为,琮节面的分割也需要精确的计量,每一节的误差高度应在十分之一厘米之内。既有完整的简约的平面像,也有节面转角的立体像,还有对折角的立体像。人的头部和兽的面部都用浅浮雕处理,突出于器表,而人的双臂和兽的下肢则用阴线细刻处理,凹入器表。


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玉是一种坚硬的矿石,而良渚还是一个不会冶炼硬金属的时代,工匠们到底是如何做出这些精美玉器的呢?




线切割是制玉工艺的第一道工序,称之为“解玉”,就是把玉料按照玉器成品的需要,切割成不同的形状。在天然矿物中软玉具有仅次于黑金刚石的极高韧性,因此旧石器时代的打制技术,并不适合。聪明的古人以绳子为载体,加上解玉砂和水的砂绳切割工具,用以切割玉料和加工玉器。

权力与信仰 | 一枚玉琮的故事 - 三星堆玉器图文 - 三星堆玉器图文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介绍说,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的玉器均未发现砂绳切割的痕迹。在中国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出土玉器中已经出现了成熟的砂绳切割技术。5000年前,从红山到凌家滩,崧泽与良渚,及至大汶口和仰韶文化,砂绳切割工艺在中国玉器的制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整个东亚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分布。这些发现为揭示东亚地区玉器加工技术的传播及东亚地区玉器信仰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砂绳切割直到距今4000年前后才让位于锯片切割技术。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良渚玉器进行细致分析发现,不少玉器上都留有切割的痕迹,这些切割痕分为线切割和锯切割。锯切割是用片状的石器和竹片配合解玉砂做直线切割,用于玉器的开料和剖面。


邓聪和他的团队发现,在一些玉器上存在超过十公分凹凸不平的缺陷,这显然是在玉料的采集阶段留下的切割或者打击痕迹,后来者在进行进一步加工时无法将原来的缺陷完全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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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聪一贯注意技术差别导致的不同玉器系统之间的联系。他曾经以澳门黑沙遗址出土的辘轳承轴器为例,指出辘轳承轴器可能是当时用来加工玉器的一种圆盘旋转机械上的部件之一,圆盘旋转机械,很可能是进行玉石器空心管钻的工具。他同样被红山玉器的制作水平之高所折服,红山匠人在制作玉器时已经能够依据器物的造型特点,熟练地运用切割、琢磨、钻孔、抛光、圆雕、浮雕、透雕镂空、两面雕等多种技法来加工玉石,使之成为形态各异的玉器。而良渚玉工的水平之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刚刚出版的《良渚玉工》一书中,专家们从最基础的技术分析出发,层层解读玉器生产的分节、价值的递变、风格的迥异、王权的垄断,让良渚文化社会与精神文明在玉器中重现,在方法、视角、具体研究和呈现方式上,为中国玉器研究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比如考古学家首次判定玉琮分为多个价值等级,不同等级之间不可混淆甚至不可转赠。不同的等级依据以下四个标准来分别确定,首先是玉的质量、大小、颜色;其次是整体的制作技术水平;三是特殊技术如浅浮雕、微刻技术的有无及精细程度;最后是象征符号构造的差异。事实上,良渚文化大量玉器中,制作技术与精细程度参差不齐,琮王、钺王一类制作精细的玉器数量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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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相对应的则是在良渚文化的玉器生产中,亦存在金字塔式分层,从原料的获取到搬运,从切割成形到最后的精加工,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空间实现的,而是通过流水线实现的。民间玉工可以参与采集玉料、初步加工或者制作简单玉器,他们可能需要向贵族阶层上呈玉料和玉器素材;贵族以至王室则控制高级玉器的制作,特别是玉器表面的微刻技术,包括那些代表神权的象征性的符号的创作,应该都由统治阶层垄断。


据此再往上推论,大规模的用玉需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一个相对规范有序的社会组织来支撑,需要一个信仰与精神上高度认同的社会结构来维系。权力与信仰最直接的体现应该是对与玉相关的产业及领域的不同程度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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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揣测并非全无道理,毕竟当一个社会有过多的人投入到玉器生产的方方面面,当追求玉器的高等级成为一种时尚时,尤其是当一个社会的信仰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文化时,一个社会的活力也会逐渐丧失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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