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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日志

 
 
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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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玉文化国家学术研讨会9月25-26日演讲摘要(5)  

2017-09-30 10:26:23|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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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馆藏商周玉器概述

周婀娜(山东博物馆)


  山东出土商代玉器的地点主要有青州苏埠屯、济阳刘台子、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等遗址。此外在滕县井亭、薛国故城、黄县归城和周家村、枣庄二疏城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总体看山东地区商时期玉器的出土地点较多,重要遗址墓葬相对比较集中。初步统计有鸟形玉饰出土的遗址大概有5 处,其中包括青州苏埠屯、济阳刘台子、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等遗址。

    

  山东地区出土的玉鸟从造型来说可以大体分为燕雀类、玉鹦鹉、璜式玉鸟、玉怪鸟、水禽类、玉鸱鸮六类。其中燕雀类,即我们所说的玄鸟,《诗?商颂?玄鸟》中商民族就把自己看作是玄鸟的后裔,直到东周时期,商民族的后裔宋人还以玄鸟为自己的始祖。玉鹦鹉应该是高等级身份的象征的凤鸟,古时头戴高冠的巫觋通天地要依靠一定媒介,鹦鹉可以模仿人类语言,那么古时巫觋作法时嘴里发出的声音,想必鹦鹉也是能模仿出来的,所以鹦鹉作为通灵的神物是最合适不过的。璜式玉鸟也应属于高冠凤鸟一类,以阴线雕刻出凤鸟的轮廓。


关于商代玉器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以《妇好墓玉器》为例

吉琨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殷墟迄今出土商玉的总数约2600件组,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兵器、装饰品、艺术品、杂类等类别。妇好墓是商代晚期武丁大墓,属殷墟二期,出土玉器750件组。代表了这一时期商代玉器最高等级和最高制作水平,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作用。吉先生对其中的玉柄形器、大玉戈、玉圭、玉凸缘环(高领璧)、玉箍形器、玉牙璋、玉璋、牙璧(玉璇玑)、红玛瑙,以及商代玉器与铜器纹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龙山晚期到夏代的玉圭由斧钺类玉器发展而来,形制为圆首或者平首;商周时期及春秋以后的玉圭由大玉戈发展而来。


  璋作为一种礼器,大约出现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春秋以后,像所有礼器一样,逐渐走向大众化,走向民间,汉以后更是作为一种符号。璋不仅见于先秦典籍,同时还见于商周金文,在当时社会的礼制活动中和贵族们的交往中担任重要角色,起着沟通作用。金文中提到的用璋的情景包括王赏赐臣下、臣下回馈给周王、贵族间的交往凭信、贵族间的馈赠等,而文献中用璋的情景包括祭祀、族间交往的媒介、兵礼器(相当于兵符)、用具(圭瓒、璋瓒)等。无论文献还是金文,玉礼器有圭璋,但不同身份等级使用不同的玉礼器,天子用圭,臣下用璋,璋的身份低于圭,也是仅次于圭。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考古材料中,还没有找到或者准确界定出哪种玉器就是文献和金文中的璋。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待以后新的考古材料。

山东前掌大墓地出土玉器分期试析

蔡庆良(台北故宫博物院)


  依发掘报告,前掌大墓地共分为三期,第一期年代为商代晚期,第二期为西周早期早段,第三期为西周早期晚段。但因为玉器常累代流传,墓地出土玉器的年代未必等同于墓葬年代。蔡先生认为,早期的墓葬不会埋藏晚期的玉器,再结合其他时代确切的墓葬所出土的玉器,应可较精确分辨出前掌大出土玉器的年代。


  殷墟二期晚段玉器的风格特征包括羽纹零件、「C」形单元、琢磨手法(表现为参差断续、深浅不一)、圆弧造型、玉料颜色多呈较深的绿色。综合这些特征,结合其它墓葬出土的同类玉器,可知前掌大M206:22圆弧异兽、M213:58玉戈、M38:11玉鸟、M38:8玉鱼、M38:22玉鱼、M120:63玉环、M109:5玉龙、BM4:5、M13:38等玉器的制作年代应均为殷墟二期晚段。


  殷墟三期玉器的风格特征包括方转单元零件、玉质颜色偏单和素简特征。综合这些特征,结合其它墓葬出土的同类玉器,可知前掌大M219:2玉龙、94ASDM7:8、76AGGM824:5、一期M222:73动物形佩、二期M21:15动物形佩、三期M120:42动物形佩的年代应是殷墟三期早段。M132:11玉牛,以及前掌大出土的一批玉龙如BM3:40、M38:25、M38:28、M109:6、 M219:1、BM3:5的制作年代应为殷墟三期晚段。


  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该期动物形玉佩没有二期晚段以来的圆弧形制,也缺乏深色的玉质特征;和殷墟三期相比,则形制多为长直或不规整的片饰,更显粗糙简率。该期琢磨手法更显简略以符合此时粗简光素的风格,至西周时,渐渐朝西周中期“巨细靡遗、一丝不苟”的技巧调整,已显圆转而细致。这一时期的前掌大出土的动物形玉佩有M128:9、M222:57、M38:34、M13:23、M34:19、M205:24、M103:22、M119:7、M119:8、M119:18、M119:19。


  此外,前掌大墓地还出土有一些特殊的器物,如M120:77玉鹰时代为石家河文化晚期,BM3:60玉鹰属于西周早期早段模仿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的制品。M11:68玉鸟原本为石家河玉器,流传至商代晚期时因未知原因,改制者因应造型加上了商代晚期的纹饰,并最终埋藏在西周早期早段的墓葬中。

决拾既佽,弓矢既调——商周时期玉射具:夬(韘)、拾(臂鞲)的流与变

左骏(南京博物院

  


  左先生对夬(韘)、拾(臂鞲)产生的背景,以及其流变进行了梳理。认为从中国商晚期开始,商王与臣僚的射艺已广泛涉及娱乐庆典、军事活动等诸多方面;此后周人将“射”引入祭祀礼仪当中,出土金文或是传世文献均表明“射” 已承载更高层的礼制作用,如此一直延续到后世。与此同时,活动中礼制射具——扳指和臂鞲从无到有的凸显出来,逐渐成为“射礼”中不可或缺的实用性器具,其中等级最高则是玉质射具。此两种射具在商周时期民族文化交流带动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弓体演变,个体型式与功用也在不断完善演进。其中春秋晚期出现的玉质“套装” 组合,是其等级最高、同样也是最耀眼夺目的射礼表演器具。佩玦在两汉时期达到繁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所式微,宋至清时期重新开始流行。玉玦所演化出的“鸡心佩”、讹变出的带头称谓均为中国古代器具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商时期有领环的生产与流通

黄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有领环是公元前2300至500年之间在中国与东南亚大陆广泛分布的一种器物,目前学术界对有领环的研究和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黄先生通过对出土标本制作工艺的显微观察,实验考古以及技术风格进行比较,来探讨商时期有领环的生产、流通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


  有领环按照纹饰特征可分为素面、有突齿、有同心圆弦纹三种类型。其生产流程包括原料的获取、制坯、孔的加工(琢钻、钻孔)、领的加工(切割、管钻?)、附加纹饰、修整打磨、成型。实验表明制作一件普通的石质有领环(琢孔)需要至少约48小时。


  晚商时期中国境内有领环的流通可能有以下五种方式:当地政治权威控制的生产与分配;移民的流动;长距离交换或贸易;技术传播;流动工匠。


  就有领环而言,不同时期内越南与中国交流互动的方式、区域有所不同: 在1600-1300 BC之间,有领环是越南冯原文化中期的社会上层人物从中国四川盆地三星堆(月亮湾地点)引入的主要玉器之一,并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史前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形成;在1300-1000 BC之间,岭南逐步取代四川盆地,成为与越南北部互动的新中心,这一时期有领环在两地之间的流通主要以技术和风格传播为主。

盘龙城遗址玉戈的重新梳理

陈丽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商代早期遗址,不仅有保存较为完整的城垣、宫殿基址,而且出土了大批重要的青铜器、陶器、玉器和原始瓷器等。对遗址出土资料,学界过去主要关注的是青铜器和陶器,有关玉器特别是最为重要的玉戈材料,则涉及较少。陈先生重新校勘遗址发掘报告的玉戈材料,梳理不同玉戈及其出土背景,并结合近年来新的考古收获,对盘龙城玉戈进行了全面考察。


  盘龙城遗址出土和采集了数量较多的玉戈,总体保存不太好,均沁蚀的厉害,材质基本相同。这些玉戈数量多,体量一般也较大,一般通长在30、宽在6厘米以上,属大型玉戈。主要出自遗址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墓葬中,玉戈在墓葬中的位置也较为固定,多置于腰坑内。玉戈的多少、大小,与墓葬等级是相对应的。同出的一般有青铜礼器,说明玉戈,特别是那些体量较大型玉戈,是和青铜器一样作为重要的礼器。玉戈的体量和组合形式,也表明玉戈作为重要礼器有其较明确的器用方式。

商代前期的贵族分层——以玉戈为视角

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玉戈作为中原文化的产物,属于礼仪性用器,其发展经历了从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殷墟文化至西周文化的滥觞、发展、繁盛至衰落阶段。张先生通过对郑州商城、盘龙城、藁城台西遗址、大辛庄遗址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重要墓葬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玉戈一般与青铜礼器及礼仪兵器伴出,墓主一般具有较高的谁会地位。


三星堆玉器与金沙玉器的玉文化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朱乃诚


  报告首先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玉器材料其出土背景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出土环境的年代进行了分期研究。通过分析其玉器形制、纹饰等特征对两地的玉器也进行了分期研究。认为其玉器的分期并非其埋葬背景遗存的分期所能涵盖。


  初步将三星堆玉器的简略分为五个时期。即大汶口文化晚期及良渚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时期(殷墟四期之前),初步推断前三期的玉器作品,可能都不是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川西平原地区制作的,可能来源于中原。而其传播途径,应是相当的复杂,有待探索。第四期的玉器作品,部分可能来自中原,部分可能是在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川西平原地区制作的。而第五个时期的玉器作品,除部分与商王朝玉器相同的为输入品外,绝大多数是当地制作的。这些当地制作的玉器,是三星堆文化玉器的精华。


  将金沙遗址玉器制作年代分属六个时期。即良渚文化中期、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及齐家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时期、西周时期。并认为其制作地问题大体与三星堆玉器的情况相同,第六期的玉器作品,基本上都是当地制作的,具有川浓烈川西地区特色,是金沙玉器的精华。并分析认为由于金沙玉器中部分是在西周时期的川西地区制作的,直接表明金沙玉器中具有当地特色的玉器比三星堆玉器中具有当地特色的玉器所发展的时间更长,其地域特征比三星堆玉器中的更为丰富。


  研究认为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玉器尽管有的比二里头文化时期更早,但其传播的最早时间应该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


  报告还总结了三星堆玉器与金沙玉器的玉文化特征,认为它们是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在西南古蜀方国的延续与发展,并归纳为三个方面:1.承袭夏商玉器及玉文化的传统。2.产生了适合于古蜀国文明社会发展的一大批玉器新品。3.玉器在祭祀活动中的使用空前兴盛。


  报告还对三星堆文化牙璋的渊源和流向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结合三星堆文化牙璋伴出遗物,认为三星堆文化牙璋是继承二里头文化牙璋发展而来,牙璋这种夏王朝特征性的玉器并没有被商王朝继承,却是在川西地区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国文明社会中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推测二里头文化牙璋流传至成都平原的途径,可能是取道陇西,并通过陇南至川西北的文化通道到达成都平原,并认为二里头文化牙璋流传到成都平原的过程,不仅仅是牙璋器物本身的传播,而应是反映了一批文化遗存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一支系人群的迁徙这显示了夏代玉器及玉文化在中原地区衰落之后,转移至川西地区继续发展。传统史学中关于“禹兴于西羌”传说的史实背景可能与这一现象有关。


  至于三星堆文化牙璋的流向,朱先生认为其中一个方向是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的继续发展,另一个方向是向南,到达广西、广东沿海、一直到达现在的越南北部。

            

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玉石器关系初论——兼论两地的文化归属与族系

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三星堆—金沙文化专业委员会  陈德安


  报告将两地出土玉石器的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其发展演变规律,两地极为相同的器物,几乎无法分辨差别;形制基本相同者则各自在本地有所发展;新增或缺失的器类均极少;两者间最大差异在玉石器的颜色上,应是玉、石器料的来源不同。


  通过研究对比并结合层位学发现,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玉石器的种类绝大部分是三星堆遗址玉石器种类的传承延续。金沙遗址早期风格的玉石器在三星堆文化晚期出现,金沙玉器先后继承了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的玉石器的风格传统。同时,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玉石器风格传统的基础上,金沙晚期还融入了三星堆遗址末期燕家院子玉石器的风格传统。从年代上看,具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风格的玉石器可以早到殷墟二期;出土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风格的玉石器可以早到殷墟三期;出土近似中原二里头风格的牙璋、良渚风格的玉琮和特大型石璧时代则较晚,可以晚至殷墟四期之末期。


  研究认为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以及月亮湾广汉玉石玉器 是古蜀鱼凫、杜宇、开明三个族系的宗庙遗存。宗庙间关系则是后朝毁前朝,广汉玉器是开明迁都时的自埋的祭祀用品,也属于祭祀坑。 三星堆鱼凫氏政权结束后,其部族并未彻底消失,而是从三星堆转移到成都磨底河金沙一带重新兴起,在金沙重新建立“金沙鱼凫氏”政治中心,古蜀国从殷墟二期开始出现三星堆、金沙两地政权并列的局面。三星堆杜宇政权结束后,其部族一部分又融入到金沙鱼凫氏部族里,金沙进入“鱼凫氏—杜宇氏金沙时期”。这个时期是相当于殷墟三、四期,但金沙这时期的政权格局还是以鱼凫氏部族为中心的。三星堆遗址作为政治中心主体的遗存最晚在商代末期或西周初期,可以推测开明氏在三星堆执政的年代约相当于整个殷墟三、四期或略早,开明氏迁都成都的时期不会晚至西周早期。燕家院子出土的一批玉石器应属于开明氏迁都成都以前的遗存。以燕家院子出土石玉器为典型风格的三星堆开明氏玉石器传统,在开明氏迁都成都后,又带到了金沙遗址,掺杂于鱼凫氏和杜宇氏的玉石器传统中。

  

  报告还提出了研究两地关系时还须深入探讨的种种问题,如三星堆两个坑是否是祭祀坑、三星堆和金沙的青铜文化是否属于两个文化、商代的蜀文化如何命名、商代牙璋与王权的关系等等。 尤其是三星堆和金沙的青铜文化是否属于两个文化,陈先生认为如果仅仅利用陶器判断文化的发展变化,将三星堆、金沙(包括十二桥)等地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似乎还较为合理,但是将青铜器、金器、玉石等和陶器一并纳入考古学文化分析的视野,就会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不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一个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是否可继续讨论已被放弃的将早期蜀国的不同阶段的文化按史前文化命名的方式,犹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将早晚不同的商文化命名为“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一样。


三星堆“祭祀图”玉璋再研究——兼谈古蜀人的 “天门”观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赵殿增


  报告首先对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件玉璋(k2③:201—4)上面的图像进行了重新解读,玉璋上每组图均可分为天上的神界、地上的祭祀、通天的途径、“天门”的观念等内容,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神权国家祭祀活动和信仰观念的最典型、最完整、最具体的图景。认为其直接表现三星堆神权国家祭祀活动和信仰观念的场景的“祭祀图”,而非以前学术界认为的“祭山图”,为全面深入研究先秦时期古蜀先民的宗教信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报告对古蜀考古学文化序列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是发掘单位根据地层与器物变化,通过二三十个测定年代确定的综合报告,应尊重这些意见。同时通过近年来的发掘整理研究己经看出,宝墩文化可能是与三星堆一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类型,不能相互代替。两者的年代和分期,也应尊重各自发掘者的意见。


  报告认为三星堆在“鱼凫氏蜀王”时期,逐渐具有了“神权国家”祭祀中心的性质,通过宗教祭祀活动吸引并吸收了多方面的优秀思想观念、文化艺术和经济技术,在交流中成为了“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这可能就是三星堆多元文化来源的重要原因.其中玉器的交流尤其显著。


  最后报告还探讨了三星堆文化的去向及其与金沙的关系问题,认为包涵了“祭祀说” “失灵法器掩埋说” “亡国宝器埋藏说”等三种学术界较流行的说法,或许比较符合原来的情况.而“火葬墓说”和“犁庭扫穴说”,与发掘情况出入较大,我们认为不能成立。


  以金沙为中心的“杜宇氏蜀国”仍然继承了祭祀中心的传统,也有新的创造,他们在羊子山建造了大型祭台,在金沙遗址南部进行了长期的祭祀活动.特别是将玉文化推向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成为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从祭祀地点和形态来看,这一时期较多的可能是在祭水,也具有一定的厌胜作用。但“杜宇氏蜀国”最终还是为水患所累,并被治水成功的鳖灵取代,在距今约2600年左右进入了“开明氏蜀国”时期,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公元前316年。

古蜀玉蝉寻踪——从金沙遗址出土昆虫纹玉饰牌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仁湘


  成都古蜀时代的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玉器,其中有一件曾经引起注意又被逐渐淡忘的小玉件,称作“昆虫纹玉片”。报告尝试性的探讨了这件玉器雕刻技法有什么特点、玉器上刻画的是什么昆虫、是神虫还是自然界中的虫、这昆虫在古蜀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是什么、以及从昆虫纹玉器可否看到古蜀文化与外界的联系等问题。


  报告通过不同的角度试图解读金沙玉器背后蕴含的文化信息,为金沙玉器的研究做了深入有益的探索。


成都平原史前玉器——从三星村遗址出土玉器说起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杨占风


  报告从三星村遗址出土的玉器为出发点,梳理了仁胜村遗址出土的玉器和象牙器,总结其发现情景均出于宝墩文化四期的墓葬。同时梳理了梳理了成都平原其它遗址出土的宝墩文化四期、早于宝墩文化四期及成都周边其它新石器遗址的玉器和象牙器材料。


  报告将成都平原史前玉器从形制上划分为工具和佩饰两类,从质料分为彩石和玉石两种。指出史前古蜀社会上层具有象牙文化和玉文化的二元结构。笼统地将成都平原史前玉器发展分为“工玉”、“葬玉”两个阶段,第二阶段为宝墩文化四期,属于“工玉”阶段,以仁胜村、三星村、十街坊为代表,该阶段玉器均为彩石,仅作为工具,出土单位均为地层或灰坑。更多地注重玉器的自然属性。玉质饰品不发达,主要为象牙饰品。宝墩文化四期之前暂且统归为第一阶段,该阶段为“葬玉”阶段,出现了玉石,器形除了工具类外,还出现了装饰品,出土单位均为墓葬。更加注重玉器的社会属性。此时的玉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表明世俗权力占据社会的主导。该阶段的用玉风俗主要受到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


  报告对成都平原史前玉文化的融合性和独特性进行归纳总结,指出成都平原史前玉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是在本土文化基础上有选择性的吸收,创造性的吸收。如笄(锥形器)应该直接受后石家河文化。大多数器形是在本土器形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如玉斧、玉锛、玉凿以及玉蜗旋状器。


  杨先生还指出到成都平原商周时期进入了“祀玉”阶段。进一步分析了玉器的来源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祀玉”是神权统治的象征,表明古蜀社会发展发生了转折,由世俗社会转向了神权社会,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玉文明发展之路。

四川博物院藏商代玉石器

何先红(四川博物院)


  何先生对四川博物院馆藏商代玉石器做了简要介绍,主要包括四个批次:1931年在广汉燕家院子出土的有13件玉石器,包括有玉璋4件、玉环3件、玉圭3件、玉琮2件、玉料1件;1956年—1964年在三星堆遗址采集有4件玉石器,包括有玉凿、石锛、玉矛、石璧各1件;1976年在广汉市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出土有3件玉石器,包括玉璋1件,玉斧1件,玉矛1件;1955年秦学圣先生捐赠有1件商代玉鱼。

玉汇金沙——试析金沙玉器中的多元文化因素

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了2000余件精美的玉器。以透闪石软玉为主,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等,颜色平淡(无色系列)、风化强裂、质地疏松且透明度差。玉料产地可能与龙门山脉、四川汶川龙溪乡、彭州一带的玉矿有关,有的玉料可能是取自于附近河滩地。基本没有使用的痕迹,器物等级较高,制作也非常精细。从基本功用和性质来看,金沙出土的玉器所包含的宗教色彩极为浓厚,大多具有礼神、祀神、通神的功用,是与古蜀王国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器,也是当时的统治阶层财富、身份、地位的实物载体。


  金沙玉器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种类、造型风格大致相同,体现出两者之间紧密的联系与传承关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个性特征。金沙玉器同时也受到其他区域多元玉文化因素的影响与冲击,从器物类型、玉器组合、加工技术以及装饰特征等方面都明显继承和保留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如齐家文化因素、中原夏商文化因素、长江中下游文化因素等,与东南亚文化也有相互交流与影响,体现出长江上游古蜀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地交流与往来。


  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尚未发现有玉质礼器,目前仅在夏代中晚期的仁胜村墓地中发现了玉锥形器、玉涡旋状器、玉璧形器等与长江中下游文化密切相关的玉器,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之际,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可能已经存在互通交流关系了。


(文章来源: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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