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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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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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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几点思考  

2018-05-31 16:18:45|  分类: 古蜀探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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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李宇航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几点思考 - 三星堆玉器图文 - 三星堆玉器图文

 一、“文明”一词的来源及标准

(一)“文明”的来源

在中国,汉语“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的《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见龙在田”为《乾》卦的九二爻辞,意即龙星经过一年的回天运行,位于龙角的角宿又于黄昏之后重新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古人把这个天象称为“见龙在田,”民俗则谓之曰“龙抬头”。冯时有如下看法:“龙抬头”作为《乾》卦的六龙之一,与其他五条描述龙星的爻辞一样,都是记述古人观象授时的标准天象。所不同的是,“见龙在田”的天象作为龙星回天运行的一个新周期的开始而与“天下文明”想为因果,明确体现了古人将天文视为文明之源的独特认识。

唐人孔颖达疏解“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有文章而光明也。”即文明作为一种精神,普照大地。

在华传教士郭实腊编的中文期刊《东西洋每月统纪传》首次将Civilization”翻译为“文明”。而英文“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其原意为与野蛮相对立的都市的、有教养的生活样态,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知识和技术完善起来的良好生活方式和社会状态。

(二)文化与文明

从恩格斯的理论来看,所谓野蛮社会,指的是原始社会,而文明社会则指继原始社会而来的阶级社会。原始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这种意义说,原始社会倒是颇为“文明”的。但是,只有到了阶级社会,才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才谈得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从这种意义来说,阶级社会才真正是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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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原始社会也有文化,例如打制石器、用火、制造渔猎工具等等。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文化”在中国的古义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已沿用近两千年。在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大规模翻译西方学术,期间多借助汉字词意意译西洋术语,而选择“文化”对译英语及法语词“Culture”便是一例。“Culture的词源是拉丁文Cultura”,其原形为动词,由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注意、敬神等意,以物质生产为主,略涉精神生产,总意是通过人为努力摆脱自然状态。1617世纪,“Culture”词义逐渐由耕种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养,进而指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现在所用“文化”一词,即取西方“Culture”意。

文化和文明经常在用法上混淆不清。于是有学者提出区别:“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人通过有目的的劳作,将天造地设的自然分工为文化。而 “文明”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或泛指对不开化的克服;或指超越蒙昧期和野蛮期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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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说法,在野蛮转向文明期间,会形成文化,即简单的开化。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不仅会打制石器和使用火,甚至还懂得绘画和举办宗教活动。这样的开化,完全可以说,该社会或群体已拥有文化。但只有将文化程度发展到足够高时,才能称为文明。

(三)“文明”的标准

1、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起源问题的讨论上。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关于文明形成问题亦不可轻视。对此,范毓周先生作了一段形象的描述:“文明起源问题与文明的形成问题同样重要。文明起源问题与文明形成问题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离开文明的起源来讨论文明形成问题,就成为无源之水,很难有具体看法;而对文明形成问题缺乏明确认识来讨论文明起源问题,则是无根之木,一切都无从确立。”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关于中国文明形成问题的探讨中,运用最多的是摩尔根——恩格斯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著作当推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少学者以该书中指出的“国家文明社会的概括”为理论依据,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此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有更为精辟的看法:“文明可以定义为人类组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其行政机构、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已发展到足以处理一个复杂社会中与秩序、安全和效能有关的问题。”因此,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无法准确说明文明的形成。实际上。文明的形成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管理功能的一种状态。

2、文明形成的要素

由于“文明”的含义或定义非常多,且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故在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个课题前,必须确定一个“文明形成”的标准。那么,我们需要了解文明形成具有哪些要素。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张光直先生的“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项标准和夏鼐先生的“都市、文字、青铜器”三项标准。其实,二者的判断标准大同小异。严格上说,“宫殿”、与“复杂礼仪中心”当归入“城市”的范畴。此外,各种说法遍地开花,且各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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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认为,世界最早的文明大概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人那里出现的。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应当采取使用上述三个或六个条件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

二、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

(一)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

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这样说:“受中华大一统观念的影响,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及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就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孔子有句名言曰“有教无类”。其中的“类”,一般都解释为身份、背景,较少联系到种族问题。其实,孔子时代,中原地区的人种差别仍然很大。所以,“有教无类”主要不是指社会贫富等级差别,而是种族特征差别。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平等对待各种族的人,这是先进的思想。西汉的司马迁作《史记》也是兼容并茂的。《史记》记事,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是一部中国中原王朝的通史,但它又兼记了西域的乌孙、大月氏、安息,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它具有世界史的性质。单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虽不能说明孔子和司马迁没有中华大一统的观念,但其倾向不强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这些的思想只存在于小众脑中,到“大一统”完成后就更没有生存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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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原主义情结

中文的“中华”一词已为人们的思维打下了地桩,“中”为中原,“华”则为黄河中游和下游一带。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经验中培养了大中央主义,至今已根深蒂固。美国有四个时区,俄罗斯有十一个,而中国只有一个!严文明有一段堪称经典的描述:“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像一个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在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围的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还有的学者直接指出南方的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产品。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苏秉琦提出了文化六大区说。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只是六大区系之一。这就同以往在中原中心论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文化最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辐射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不得不说,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是对传统考古界的一大挑战。毫无疑问,苏秉琦先生的这一巨大贡献推动了中国考古的发展。

然而,中原主义情结始终缠绕在人们心中。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于何地,是众星拱月论更合理?还是多中心论?目前仍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还得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用证据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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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幽灵马克思主义的附体

在社会发展史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路易斯·摩尔根将人类史的进程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阶段,家庭从母系到父系,社会发展则从原始公社进展至国家。这类直线进步论上承启蒙运动的孔多塞人类史十阶段直线进步思维,呼应达尔文与斯宾塞的社会进步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自从中国接受了进步论,也深受影响,直至今日亦为主流。摩尔根的学说早已变成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一部分,支配着中国考古界。而历史本身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活生生的历史简单化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的考古进程异常艰辛。这些人通常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当成绝对真理,就把考古材料“对号入座”,却闹了不少笑话。比如说,海南岛的五指山被说成是黎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标志。其实,“五指”是“五支”,代表黎族内部的五个各有特点的社会群体,五支之间不少社会发展阶段的不一样,而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标志,是社会内部群体的分化,并不代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

其实,与其说这类直线进步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不如说它是为懒人设计的理论。用孙隆基先生的话来说,持有上述思想的学者是“安乐椅人类学家”。他们并不愿意思考,因为只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模型”,便可节省许多工作量,研究压力也会大减。此外,马克思主义可是当代中国官方思想的源泉。所以,他们非但没有质疑它,反而更乐于遵循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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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千年文明史再思考

众所周知,中国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不管是历史学者,还是普通民众,深信此论者大有人在。因为这种说法让无数中国人充满了自豪感。著名学者顾颉刚认为殷墟文字以前的中国历史都靠不住,并发起了影响深远的疑古运动。钱穆持有不同见解:“文字的创造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内便可以创造完成的,故龟甲文是逐步发展才能完成的。从夏朝到商朝历时四百年,文字的逐步进步发展亦需要四百年,故文字在夏朝时实际上已有了。”前者为稳重派,坚持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后者为理想派,但其说法亦有可取之处。

中国古史学界于1996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试图将中国的“信使”年代推展至公元前841年之前,对商朝提出比较确切的年代,特别想肯定“夏朝”的存在,考定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美国学者指责它为民族主义情绪作祟,将之攻击得体无完肤。该工程2003年提出的最终报告未获中国当局通过。对此,苏秉琦先生一针见血指出:

“传颂两千多年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庄严形象,仍然只能用虚幻的传说来代替,或者干脆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把商以前一千多年填充起来,凑够五千年整数,或者进一步引申为‘夷夏东西说’,把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都派上用场,‘五千年文明’落到真假参半。”

从钱穆的推理来看,夏朝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很大。不过,目前并没有可以证明夏朝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在心中留有一个“夏朝”,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不该把“夏朝真实存在”当作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此外,我们必须摆脱民族主义的困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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