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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图文

三星堆文物----改写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独特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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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朱文灿,籍贯重庆南川区,自幼喜爱书法、诗词。青年从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长期从事科研工作。曾亲赴罗布泊参加核实验,多次立功受奖,1982年获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9副部队长,获上校军衔。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业务副总经理。经商致富后热爱收藏,最初收藏书画、陶瓷,最终转为三星堆玉器专题收藏,并进行深度研究,目前藏品成规模、成系统,在圈里以藏精品著称。2011年12月30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共同在北京评选其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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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谈:中国考古学的滥觞和李济先生  

2018-07-13 08:23:28|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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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日报艺术典藏 

上篇

民众记得安阳殷墟考古的最重大事件,是甲骨文的发现。1899年,清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北京偶然发现中药铺有“龙骨”,上刻文字,遂开启了浩瀚甲骨学史的新历程。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相继投身其间,著作鱼贯而出。故尔,“安阳殷墟”——“甲骨文”是一个关联度极高的定式,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第一段历史。但是请注意,它的始发点是在北京:先有北京的王懿荣,才会有以后殷墟的甲骨文残片考察与著述。

陈振濂谈:中国考古学的滥觞和李济先生

大型牛骨刻辞

陈振濂谈:中国考古学的滥觞和李济先生

殷王武丁贞问妇婡患疾刻辞卜甲

但安阳殷墟中不仅仅是甲骨片和古文字学,还有一个领域,即是中国刚刚开始的“考古学”。在民众看来,甲骨文发现与考古学似乎是一回事,其实它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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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

与中国历来的古董古玩、碑帖之学和传统金石学不同,“考古”概念却是一个西洋舶来品。中国古代学术有文献考证,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就今天的学术方法论而言:考证是传统“文史”;而考古却是西洋“科学”。前者是古已有之而今人只是应用;而后者则是西洋传来的新立场,目的、方法都具有独特的形态。比如,王懿荣在北京发现甲骨文,当然是改变历史的重大发现,但它却不是考古的。罗振玉(以及后来的甲骨学家)想去安阳搜寻更多的甲骨,即使他到了殷墟田野的现场,看到了一丘一砖,刨地挖土,但也还是不属于考古。近代史上有“甲骨四堂”即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但论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则是李济先生,他并不在“四堂”序列。亦即是说,即使在同一个地点如殷墟,或许还有同一个人物比如董作宾(他也参与殷墟发掘),但只要没有对甲骨文发掘按一套科学的规则方法来实践展开,那就不属于考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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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

最早的考古,竟发源于地质调查。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发现与发掘,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之始。而这位安特生先生,即受聘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故尔当时的考古学家,大都是在国外学人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以此为契机,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李济、梁思永、再后的苏秉琦等,最初在山西夏县、后来在安阳殷墟和后冈、及陕西宝鸡等地陆续开始了考古的大项目,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考古学两大支柱。如果说罗王之学是先声,尤其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他1926年发表于《国学月报》的名篇《古史新证》有云:“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里提到的“地下新材料”,当然是密切相关于考古的。但检讨当时的王国维时代直至其去世的1927年为止,尚未有真正成熟意义上的科学考古,而多是金石学视角上的出土文物,我想他的本意,是重在以出土古物成果去证经补史,核实已有文献记载的得失;那么李济、梁思永等人的努力,却是在以科学方式去构画上古时代的早期文明形态,它的着力点,不仅仅是文史;更是发现、强调文明产生和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节点。即使没有任何文献史藉只言片语的记载凭据,科学考古仍然能够勾画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直到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时期(亦即夏、商、周之前)的基本文明形态与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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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古史新证》

中国考古学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内容、不同于传统金石学的内容有哪一些?

首先,是关于考古目标和方法的确立,一是类型与样式之学,二是文化文明模型分析归类之学,而在其中,断代即“年代学”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时间编年分类和地域空间分布之分类、还有功能的分类等等。

其次是考古对象的空间设定:如土地、围沟、窠穴、线状土丘、农地遗址、石垒、釆矿釆石遗址、城廓遗址等等。

再次,是遗物的技术考察:如打制石器的制作过程、磨制玉器石器、金属加工、土器和烧陶技术等,再伸延向石斧石刀、烧窑、马具、车驾、农耕伐木等等较复杂的文明工具内容;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考古专业课程中的“古器物学”。

与传统金石学与古玩古董之类的最大区别是在于:前者是重在“物”的本身文史价值和收藏价值,而近代考古学则是通过“物”还有各种遗址的类型,去追究它的文明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比如从近代考古学可以引向“文化人类学”,又可以上探“上古史”如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即史料记载以前的遙远古史,它是现代科学和学术的归属;而传统金石学则无法有此伸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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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的教员合影,前排从左到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适足以了解当时这种新学旧学的认知障碍的例子,是李济先生在1934年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十年前(1924)我在一个中学当历史教员,那时地质调查所在河南、奉天一带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才公布出来,我在讲堂中于是摒弃三皇五帝不谈,开始只讲石器时代文化、铜器时代文化,我总觉得学生应该对于我的这种‘认真’的精神,鼓舞些兴趣起来。不料全体学生都以为我在讲坛上讲笑话,而报之以大笑,笑得我简直不能继续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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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李济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现场获得唯一一片彩陶片

后来李济先生就辞去中学教职,专门做考古和上古史研究了。而我读了这一段文字后感觉到的,是当时新兴考古学与旧史学在观念上的格格不入。连术语概念都相去千里,比如从《史记》等历史文献而来的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的“朝代”意识,和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再到冶铁时代的材料文明作为依据的考古断代概念,其间的对立,的确是一个学术文明意识的巨大差别。而且李济先生还有一个极有预见性的、语重心长的告诫:“(考古学家)他们应该有一种人格的训练,最少限度,他们应该能拒绝从‘考古家’变成一个‘收藏家’的这个魔鬼似的引诱。”

下篇

甲骨文的发现,其功在收藏家王懿荣,但最著名的《大龟四版》的发掘者,却是以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中研院史语所殷墟考古发堀队。192912月12日,考古发掘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地殷墟遗址中心地大连坑南段的长方坑中,在离地面5.6公尺之土层,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龟壳四块,面积很大但不太完整的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称为《大龟四版》。在它的下层,还有许多殷商时代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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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安阳,李济和董作宾在压道车上

大块殷墟龟甲文字,极其少见。此套甲骨文一经发现,立即获得最妥善的处理,公布及时,研究迅即展开。董作宾先生作为领队,马上开始《大龟四版》的文字考释。并引出他对中国上古时代“历法”的研究兴趣。其后,在中央研究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周年生日之际,董作宾撰写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一原创性的重要论文,其后在抗战中,又撰述了不朽的《殷历谱》。考古发掘之大收获引来大著作,解决了多少年都搞不明白的上古重大课题,改写历史,重新定位,皆是从这《大龟四版》中萌生激发而成,考古学的强调科学性,于此可见一斑!

陈振濂谈:中国考古学的滥觞和李济先生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在安阳小屯考古时合影

其实,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精心组织殷墟考古发掘团第三次发掘开始之时,河南省教育界人士听信传谣,认为安阳地下藏古物是河南省本土的财产,错以为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发掘,是如盗墓贼一样的古董贩子,只是贪取河南宝物而已;于是由省政府下令停止发掘。细想想,在当时中原西北盗墓风气横行之时,这样的误解是十分正常的。而在中研院史语所长傅斯年的亲赴开封与教育界人士沟通洽谈、又以中央研究院院长转陈国民政府说明之下,经过多方努力斡旋,终于重开发掘。据说在前述被叫停的最后时刻,才偶然发现这套《大龟四版》;它已经成为傅斯年先生为殷墟考古的必要性奔走呼吁、说服朝野的最有力的事实证据。

陈振濂谈:中国考古学的滥觞和李济先生

陈振濂谈:中国考古学的滥觞和李济先生

在当时,考古文物发掘,首先是被认为等同于“盗墓贼”,其次则是唯利是图的“古董商”。其时的知识界看文物古器,则如劳榦先生所指的“悬金以求,募贼以窃”,都是牟利之徒的形象,注重商业目的远大于学术价值。故尔地下一出古文物,首先让人怀疑的是考古发掘队得到“宝贝”占了大便宜可卖大价钱的印象,连当时一般乡绅士族也都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传统式的定位于“古董商”“金石家”的认知承传,与近代西方引进的考古与科学研究的含义,可称是相去千里。

陈振濂谈:中国考古学的滥觞和李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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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济先生年轻时赴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之际,中国历史考古尚未萌起和走上轨道。待他学成归来,先入南开大学,继在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导师而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齐名,尤以近代科学考古田野考古第一人著称于时。从民国十八年1929开始至1937年的八年之间,以安阳殷墟为中心,共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的基础。李济自己对考古队员有严格规定:反对私藏,无论发掘买卖,涓滴归公。他自家客厅臥室,没有一件古物陈设,这种职业化的规范品行,使他的近代科学考古与学术,与附庸风雅耽玩金石的“古董客”划清了界线。而在中央研究院的最初殷墟考古发掘中,学术界的最初期望也仅仅在于此举可以多发现一些甲骨文以证古史。在当时学者心中,只有“金石学”而并没有考古学;只有考经证史而没有科学目标。连当时的国学大师如章太炎,甚至还认为甲骨文是伪造。但正是因为李济的十五次考古发堀,才有了考古学上的遗址、小屯宫殿、侯家庄的墓葬,乃至陶、骨、石、蚌、玉、青铜器,还有已经腐朽的木、漆器、水银、锡、编织物等生活材料,更有绿松石镶嵌、海贝货币、铜铸用泥范;以及象牙、鹿角、牛骨、龟甲还有鲸骨、象骨、水牛骨、扭角羚骨等等。仅就陶器一类,有陶片二十五万片、复原有1700件之巨。

殷墟考古如上所述,而李济先生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还在山东历城、滕县、诸城、日照;又在河南辉县、浚县;四川岩墓、西北古文化考古发堀方面贡献卓著。而据目前资料记载,他最早的考古发掘第一步、也是以中国考古学家身份的第一场科学考古,是远在殷墟考古三年之前的1926年,地点是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古迹遗址,李济正是在此间发现了蚕茧,证明在上古新石器时代,先民已有养蚕的事实。这些成果,对于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构建,都堪称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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